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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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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谈家庭生活转而说个人事业，笔调不由一沉。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会有被迫放弃作家事业的时代；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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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中的“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他的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情形；他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内容和情形中所产生的“哀乐得失”。但是，在这一段表述中，沈从文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写了“哀乐得失”，而是说，“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在这个过程之前，还有一个对人与事去“明白”“理解”“分析”的过程。生活世界和人事哀乐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绝不是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是必须经过作家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互相融入，这个过程，有深的快乐也有深的痛苦，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教育”“折磨”“营养”的主旨，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方能继续工作”，产生出文学。去掉或忽略这个过程，作家固然可以免受“折磨”，但他也得不到“教育”和“营养”，没有深的痛苦也没有深的快乐，由此而生的文学，无所用心，自然也就常常是无关痛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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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他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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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日常状态，从外面看不复杂也不沉重，“生活简单而平凡，在家事中尽手足勤劳之力打点小杂，义务尽过后，就带了些纸和书籍，到有和风与阳光的草地上，来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似乎雅致安闲。其实内心却是极端的不平静。下面这段文字，有一个从外界到内心并且对内心世界逐层深入的顺序：“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疑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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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叙述，可以作为沈从文四十年代精神情形的基本概括。略分几个方面和层次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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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美好的自然唤起他美好的心境，他在《烛虚》中回忆过往印象，亦不能不有感慨：“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143]“心境虚廓，眼目明爽”，“无渣滓，少凝滞”，这是何等心境；在这样的心境下落笔为文，文字也晶莹剔透。而现在，心境大变，与美好自然相对，使他感到自己所用文字根本不能相配，因为文字“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144]“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145]具体可感的自然景象，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此时在他的心中又抽象到极端，无从传达和表现，“必需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音乐所扇起的情绪相邻，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诗歌所传递的感觉相邻。然而这个层次的降落原只是一种比拟……”[146]总之，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感知自然描写自然的作家，现在强烈地感觉到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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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无能为力，却越是敏感，而且把具体的感知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自然并没有因为无从传达和表现而从沈从文的作品中隐退和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引发对比的存在，这就是“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在《绿魇》里，这种对照就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过了：自然中“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试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我将大声叫嚷：‘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诵，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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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上无章次处”，“不剪裁的人生”，“堕落”，令他痛苦和迷茫，促成他对现代文化的反省。《烛虚》里说：“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148]《长庚》里说：“对尤其当前存在的‘实事’、‘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读书人尤其令人痛心，“对学问不进步”，“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对生活无可无不可”。[149]《生命》里说：“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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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种种使沈从文看出可怕来，这个可怕，是整个民族的，他仿佛看见这样的现实发展下去，会“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就是在这样危机的情境中，他虽然明明“不知向谁呼喊”，可还是发出了呼喊：“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出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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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整个民族的如此重大的问题，以一个微弱的个人的力量如何着手，如何解决？所以，当这样的“呼喊”一发出来，他马上就“为自己所提出的荒谬问题愣住了”：“到我从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大海里的漩涡与波涛“卷没了我的小小身子，复把我从白浪顶上抛起。试伸手有所攀援时，方明白那些破碎板片，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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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诚实的，他坦白自己精神上的迷失和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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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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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渊》里，沈从文早写出了自己的迷失和战败。这篇文章是从日记里摘抄出来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153]此种状态，可与大海里无所攀援的情势相比；虽然各自趋向一静一动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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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会和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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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存在并不耀眼辉煌，它有的也许只是那种“细碎”的光明；即使如此，它却包含着永恒、力量和意志，它与理想密切关联，它从生命的深刻的精神过程中所产生。这样的艺术的含量是巨大的，它的状态是敞开的，实在的，它不仅是包容，而且是发现。“微风掠过面前到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入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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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艺术的永恒、力量和意志，又通过艺术发现体现着永恒、力量和意志的素朴的心和民族品性，而且还要通过艺术把这孕育着未来的民族品性的种子撒播出去。“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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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沈从文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狭隘封闭、无所承担的“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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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来把他从思索中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景中，大家到溪边取水。由溪边想到以前常带孩子来这里的善于弹琴唱歌聪明活泼的女子和生活孤独性情淳厚的诗人，本事是张充和与卞之琳，在《绿魇》里已有叙述。人事倏忽相差相左，无可奈何，可为一叹而再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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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主妇给他讲家里来过的几个客人的故事。主妇是个善良平和的人，她叙述别人的故事，能够见出每个人各有各的好处。在这点上，沈从文自觉到差别了：“若果由我笔下写出，可就会以为是讽刺了。……照实写下来，就不可免成为不美观的讽刺画了。我容易得罪人在此。这也就是我这支笔常常避开当前社会，去写传奇故事原因。一切场面上的庄严，从深处看，将隐饰部分略作对照，必然都成为漫画。我并不乐意做个漫画家！”[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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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数量的大大减少，也和他“不乐意做个漫画家”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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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探讨沈从文文学理解的又一个方面，并且从这个方面探讨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什么能够进入文学，什么不能够进入文学，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特意强调他的笔要“避开”什么，也就是强调他的文学不能是什么。在《白魇》里，他就坦言道：“我虽是一个写故事的人，照例不会拒绝一切与人性有关的见闻，可是从性情可爱的客人方面所表现的故事，居多都像太真实了一点，待要把它写到纸上时，给人印象不是混乱荒谬，便反而近于虚幻想象了。”又说：“如彼或如此，在人生中十分真实，但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尔扎克或高尔基，笔下都不会放过。可是这些事在我脑子里，却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假若一页用失去了时效的颜色，胡乱涂成的漫画，这漫画尽管异常逼真，但实在并不动人。”他把自己区别于巴尔扎克或高尔基这一类型的作家，是他不能让文学屈从于所谓的合理的真实。“这算什么？我们作人的兴趣或理想，难道都必然得奠基于这种猥琐粗俗现象上，且分享活在这种事实中的小人物悲欢得失，方能称为活人？一面想起这个眼前身边无剪裁的人生，虽无章次，却又俨然有物各遂其生的神气，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正若某种稀有高级生物受自然苛刻特别多，不能适应反而容易夭折，不免苦痛起来。我还得逃避，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人事印象的困惑。”[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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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学对于“无剪裁的人生”、“无章次”的“真实”的逃避，其实是一种坚持：“我总以为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包含不断的修正，可以从学习得到进步。尤其是读书人，从一切好书取法，慢慢的会转好。”[159]持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文学自然就要有它的剪裁，它的章次，它的标准，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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