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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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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近一年，要毕业的时候，“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希望我再学习，再写作”。可是他表示“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所以还是回到了历史博物馆。[254]一九五三年，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十二位作家时，毛泽东对他说：“再写几年小说吧。”不久，胡乔木来信，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安排他“归队”做专业作家。十一月，沈从文致函周扬，也等于间接回答胡乔木等的好意，表示还是在博物馆做文物研究和工艺美术史研究。[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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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沈从文自己一直试探着在新时代进行创作：一篇短短的《老同志》，一九五〇年初稿，到一九五二年已经改到第七稿；参加川南土改的经历，使他在一九五二年写了一篇很短的《中队部》；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写了篇幅稍长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一九六〇年，他甚至打算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从四十年代末就开始搜集资料的以张鼎和烈士为原型的长篇传记体小说，结果只留下试笔的章节《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这些作品都未发表，现在都编入全集第二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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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沈从文选择不做专业作家，不到作家“队伍”中去；另一方面，“跛者不忘履”，他个人又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文学创作试探，但这个试探很不成功。前者即已表明，他对自己的文学理解和时代的文学要求之间的距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而他在未能忘情的心态下进行的文学试验的失败，更使这种认识深化、具体化，而且从创作的痛苦中亲证问题之所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了《抽象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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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抒情》是非常理论化的对文学、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没有一句谈到自己，但是如果仅仅把它当成不切己的理论，就不免会看轻它的价值。沈从文是在切肤之痛中谈论加在他的命运之上、关系他人生转折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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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在沈从文看来，是庄严的事业，因为它是生命转化的形式。“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和庄严的“挣扎”产生了不朽的文学艺术，以至于“两千年前文学艺术形成的种种观念，或部分、或全部在支配我们的个人的哀乐爱恶情感，事不足奇。约束限制或鼓舞刺激到某一民族的发展，也是常有的”。现代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快乐或启发，现代建筑家从古埃及小小雕刻品中得到建筑装饰的灵感，“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和文学艺术的不朽与永生。“有一条件值得记住，必须是有其可以不朽和永生的某种成就。”[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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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地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新的文学艺术，于是必然在新的社会——或政治目的制约要求中发展，且不断变化。”沈从文承认，从古到今，任何时代都存在社会或政治对文学艺术的要求，由此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有要求，也属正常；但是，“不同处是更新的要求却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势、手段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作者必须完全肯定承认，作品只不过是集体观念某一时某种适当反映，才能完成任务，才能毫不难受的在短短不同时间中有可能在政治反复中，接受两种或多种不同任务”。[257]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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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作，他自己却不能这么作，作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即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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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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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他写或者不写，都“完了”。如果不想这么“完了”，就必须能够跳出这一“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的领域，[260]干脆不做非此即彼其实结果都一样是“完了”的选择，而去寻找和建造另外的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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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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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的。人事关系离开北大后，仍在北大为博物馆专修科兼课，讲授陶瓷史等。一九四八年北大筹备博物馆时，沈从文就全力相助，把个人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以及从云南搜集的全部漆器捐出，并且准备陶瓷史课程，着手编写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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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从外在的现实环境考虑，当然是“逼上梁山”；但从他自身来说，也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沈从文三十岁写《从文自传》，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可能预料自己以后人生命运的转折，但他在那个时候就很自然地写出了自己更年轻的时候（二十一岁以前）对于文物的兴趣，这个兴趣甚至有可能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或者更准确地说，沈从文当时并不去区分这种兴趣是对文物的兴趣还是对文学的兴趣，对于他来说，那是无需刻意划分开来的“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在“学历史的地方”这一章里，沈从文兴致盎然地回忆起他在统领官身边做小书记的职责：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261]讲《从文自传》的时候，我们引过下面这段文字，这里值得再引：“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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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沈从文在极端的精神痛苦中写了两章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后一篇还特意在标题下加了一行字：“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漆器是沈从文在抗战爆发后的昆明时期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时间上靠后，他写自传，写了开头的一章，然后跳过中间的八章，径直来写他与西南漆器有关的种种，显见在写作的当时，这部分内容活跃于心，竟至于顾不得顺序而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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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章自传里，他描述和分析了美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他说，“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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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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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云南八年，留心到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由此“对于西南文化某一面，我却有了些由幻想，到假定，终于得证实的问题”。[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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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汪曾祺甚至由沈从文对文物的感情，转而拟想文物对沈从文的感情：“不管怎么说，在通常意义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你希望他‘回来’，他只要动一动步，他的那些丝绸铜铁就会叫起来的：‘沈老，沈老，别走，别走，我们要你！’”[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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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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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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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沈从文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了好些，基础踏实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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