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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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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沈从文的文学对当代创作的影响，首先一定会想到汪曾祺，这对师生的传承赓续，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尚待穿过泛泛而论，做深入扎实的探究。这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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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想到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被重新“发现”以来，一些作家怀着惊奇和敬仰，有意识地临摹揣摩，这其中，还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学汪曾祺而于无意中触到一点点沈从文的，说起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过这里出现一个悖论，就是有意识地去学，未必学得好；毋庸讳言，得其形者多有，得其神者罕见。这里也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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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光略微偏出一点文学，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地区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是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285]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里也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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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你就不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沈从文的传统在。说有，不仅是说曾经有，更是说，今天还有。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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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三部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今日的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活着》（1992年）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秦腔》（2005年）出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天香》（2011年）问世则刚好十年。这三位作家，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自然无需多说；需要说的是，他们三位未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和沈从文的传统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是，他们确实未必有意识地向这个传统致敬，却意外地回应了这个传统，激活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不自觉的、不刻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关联、契合、参与，反倒更能说明问题的意义。这里我不怎么关心“事实性”的联系，虽然这三位不同程度地谈过沈从文，但我不想去做这方面的考辨，即使从未提起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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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顺便提及，阿来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三册六卷长篇小说《空山》，本来也应该放在这篇文章里一并讨论，《空山》和沈从文文学之间对话关系的密切性，不遑多让；但考虑到涉及的问题多而且深，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尽言，所以留待以后专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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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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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写的是一个叫福贵的人一生的故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中的苦难。说到这里自然还远远不够，不论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经验中，还是在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里，苦难触目即是。这部作品有什么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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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三年写的中文版自序里，余华说：“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286]一九九六年韩文版自序重复了这句话，并且“解释”了作为一个词语的“活着”和作为一部作品的《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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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是，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二，人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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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之始，即以“人的文学”的理论倡导来反对旧文学，实践新文学。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人”的发现，一方面是肯定人自身所内含的欲望、要求、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探求和确立人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并且去实践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发展出这样严厉的判断：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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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极少有人去追问，这个“意义”是生命自身从内而外产生出来的，还是由外而内强加给一个生命的？更简单一点说，这个“意义”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还是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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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在启蒙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审视眼光下，那些蒙昧的民众的生命“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好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他们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蒙昧的民众也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蒙昧的生命等待着被唤醒之后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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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来套，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处在“意义”匮乏的、被启蒙的位置。奇异的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从这个对比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沈从文私下里的自负。什么自负呢？一九三四年初他在回故乡的路上，给妻子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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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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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来写作，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人”，也不是“第一位”，但沈从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那种“特别兴味”，是因为他们出现在文学中的“样子”：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这种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不需要外在的“意义”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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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沈从文身上，有时也会产生疑惑。还以他那次返乡之行为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他看着自己所乘小船上的水手，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又想：“我这十天来所见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这种事情的。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到过。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希奇的。三三，一切生存皆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289]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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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的是，当天下午，沈从文就否定了自己中午时候的疑问。这个时候的沈从文，站在船上看水，也仿佛照见了本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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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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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余华说“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的时候，他触到了与沈从文把那些水手的生存和生命表述为“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相通的朴素感情。福贵和湘西的水手其实是一样的人，不追问活着之外的“意义”而活着，忠实于活着本身而使生存和生命自显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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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敢用“高尚”这样的词，像沈从文敢用“庄严忠实”一样，都指向了这种普通人的生存和命运之间的关系。余华说的是“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沈从文说的是“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对于活着来说，命运即是责任。而在坦然承受命运的生存中，福贵和湘西的愚夫愚妇一样显示出了力量和尊严，因为承担即是力量，承担即是尊严。正是这样的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那种动荡里的、苦难里的温暖，那种平凡里的、人伦里的温暖，最终都融合成为文学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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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得狭隘吗？余华说：“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291]而沈从文则以“真的历史”的彻悟，来解释这些普通人的生死哀乐。在这个地方，他们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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