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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课内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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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追记学校旧事，重点应该说这个。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些不合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于是在师范学校六年，谈到学，就要兼说课内和课外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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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课内。课程门类很多，原因大概是，学生毕业后要当孩子王，赤子之心空空，要填充各种知识，为人师者就不得不先具备各种知识，包括如何教好孩子的知识。不同课程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课时多少，早开晚开，学生重视不重视，某人教，学生欢迎不欢迎，情况就千变万化。只好取其梗概。先点课程之名。照例居首位的是“国文”，今曰语文，所学主要是用文字表达情意的能力，都知道最重要，却不容易，所以课时最多（每周五六课时），时间最长（年年有），学生纵使不喜欢，也不敢轻视。其次，或说同样重要的是“数学”和“外语”（只有英语一种，所以课程之名为“英文”）。数学，都知道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想在这方面前进，就不能离开它。可惜学得不多，记得只到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就我自己说还要加个遗憾，是数学学得少，没学好，后来钻研西方哲学，尤其数理逻辑，总是如读天书，不能甚解。外语何以重要，其时不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个模糊的印象，是新时代，想不落在后面，就要学会Yes、no。英语也没学好，但终归是入了门，后来念英文著作，起初多借助字典，也就勉强过关了。三大件之外，或之下，有四门课程可以平行排列，“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学史地，目的，近视的是熟悉古今中外，远视的是鉴往知来，鉴远知近。内容是述说实际情况，不难学；或说只有小难，是辨真伪，如宣扬至高无上爱民如子，应该知道是鬼话，明是非，如说依某教条，乱世可以立即变为天堂，应该知道也是鬼话。这样，我就一贯以为，如果教师上课，能够指点学生不信各种鬼话，开这样的课就有意义，否则不如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看几种讲史地知识的书，用自己的理性吸收真实的，扔掉骗人的。显然，这又是理想，同一切理想一样，其中必隐藏着困难，甚至大困难，这是，总会有什么势力，轻，不许你怀疑鬼话，重，要求你宣讲鬼话。所以，再说一回理想，是上好的史地课，应该以事实为沃土，培养见识。在师范学校六年，我随班听了多次史地课，所得呢，也只是考大学未交白卷而已。再说物理和化学，当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是就会有饭吃。我没有这样坚强的信仰，只是觉得，这是科学的初步，学了必会有用，何况本校毕业，或万一升学，都要考这两门。可惜是兴趣不高，又资质差，同样是没有学好。也属于科学知识，还有一门课程，名“博物”，因其名而推其实，应该讲授动物、植物和矿物三方面的知识，可是记得外号胡老头儿的胡先生讲，内容只是生物而没有无生物。生物，也只是人所对待，而不及人类学、民俗学之类。此外，有几门课程可以等量齐观，都是陶冶身心的，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课有个特点，是走出教室，而且变安坐为跳跳闹闹。有的人也许很喜欢吧？我则一如上其他教室内之课，只是应酬公事，所以六年之久，田径，球类，竟没有一样是占先的。其余三门，音乐，记得只学会按风琴（学校没有钢琴）；图画，手工，则毫无所得。还有一些课程，如“教育”“心理”“教学法”，显然是传授当孩子王之术的。此外还有“法制”和“医学”，是传授防治知识的，都讲什么，不记得了。我1925年入学，1931年毕业，中间的1928年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年，统治权由北洋军阀之手移到国民党之手，正如有文献记载的无数次易代，讨了便宜的一小群人，头脑发热尾随的一大群人，或口说，或兼相信，“这一变可就好了！”事实经常是，“可就好了”如肥皂泡，不久就破灭，只剩下“变”却“真实不虚”。这变而且是多种，如京兆师范学校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多年的无党无派的老校长刘汉章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县里有了党部，入党表示先进，有不少不甘落后的学生（包括女师范的学生）入了党，男女同为出入党部的员，就有了授受亲的机会，等等。诸多变之中还包括一项课程的改变，是添了宣扬三民主义的“党义”。党之义，千古类同，是要表明，只有某些教条是真理，异于此者都错，应该清而除之。也许其时我已经“攻乎异端”了吧，对于这种以讲理为名而实际不许讲理的霸气总是没有好感。人微言轻，没有好感又能怎样？不过是上课，他讲他的，我低头看桌下的《热风》或《玉梨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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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门类如此之多，上课时间如此之久，所得总当不少吧？应该说有所得，至于多少就比较难说。原因之一是门类不同，教师水平和教法不同，自己性之所近、性之所远不同，不同学科，所得就不尽一样，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有原因之二，是年深日久，又自己记忆力很差，琐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好说说概括的印象。学官话，尽先说好听的，这是确实得了不少昔日毫无所知的知识，纵使都是未深入的。以数学为例，几何讲多种形状的关系，有所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证明，等等，都是上小学时候不知道的。又如英语，记得课本之外，还念过英国散文名作家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本事》，这就使我以后由厚古而媚外，只怀抱字典而未上补习学校，也就勉强通了。好话说完，还要说些泄气的，是：一，不记得上哪位教师的哪门课，像看京剧《打渔杀家》，盼叶盛章扮的教师爷出场，准备给他个碰头好。这是说，听课，都兴趣不高。还有二，更差的，是烦腻，又不能不入教室，坐在那里装作听。现在回想，这兴趣不高甚至烦腻，一部分应该由自己不上进负责；但也只是一部分，此外就不得不想想我们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问题太大，牵涉到许多方面，难解决，只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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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师资问题和教法问题，也可以说说。其时，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坏，以师范学校为例，有不少教师的月工资在现洋（银元）百元以上，用这样的高薪礼聘有学有识的不难。大体说，以1928年为界，易代前，聘请教师更重视学识，易代后差些，因为要兼考虑党同。教师造诣高，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但这是常规，常规之下容许例外，比如其一，也许肚子里大有存储而说不出来，即口才不佳；还有其二，人过于温婉，学生不怕，上课就压不住阵脚。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图画的赵梦朱（名恩熹）先生，他造诣不低，只是生来瘦小白净，上课细声细语，学生吵闹，他无力制止，仍是细声细语，以致上课之后就乱作一团。至今我还有个清楚的印象，他很怕上课，只是为了每月能领工资才不得不上课。也许这印象在我的心中也打个清楚的烙印吧，又因为自己为挣柴米钱而教了十几年书，有时也不愿面对学生，我常常因他而想到生路的艰险，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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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课外。课外活动不少，这里单说读书。首先想到的是今昔对比。今天，就中等学校说，常在耳边响的声音是“学生负担过重，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专就课业说，是常常感到空闲时间过多，无事可做。这分别，是昔日懒散，今日勤勉吗？我看未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比较熟悉的是语文，即以语文课为例，说学生负担重，不错，因为他们确是忙。忙什么？忙于“分析”，上课听教师依照教案分析课文，下课解答教师留的习题，其中也总有分析课文中某句的语法结构，或兼辨认词性。这都很繁琐，不容易，不容易就要多费时间和精力，是小事；大事是除了搅昏头脑之外，一点用也没有。没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是因为五十年代崇拜苏联，取来这“如是我闻”的真经，之后是：一，不知道这经咒是束缚年轻人思路的枷锁。二，即使略有怀疑，也想不出什么新办法来代替。其结果是忙忙碌碌，把有用的时间用在用处甚微之地。所以与今日相比，我们那时候，选些文章（包括诗词），上课解释一下词句，其余任君自便的办法有优越性，是其一，浪费的时间少，其二，留下不少空闲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找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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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外书，要有课本之外的书。其时通县像是没有图书馆，只好在校门之内想办法。学校有个小图书馆，在西路学生宿舍由南数第二排，只占东头坐北向南的一间。寺不大，僧自然多不了。但相对，我的腹内，除一些旧小说之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所以总可以找到一些可看的，何况书又不只是旧存的，还有新添的。说起新添，就不得不描述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民主化（或说半面民主化，因为不要集中）。办法是，不只管理（编目、出借等）由学生负全责，连买书（每月有固定经费）也由学生负全责。记得管理人员也由学生推举，像是还可以无限期连任。不知由于什么，我在这间小屋里待得时间不短，还不只一次到北京，买“新”书。这新包括三种意义：一是那间小屋里没有的；二是不久前出版的；三是讲新学的。这所谓新学，多一半是新文学（包括翻译的外国名著），少一半是新知识。其时书价不高，一般是几角钱一本，每月购书费多少，不记得了，但总可以进二三十种吧，于是我就总有新书可看。蹲师范学校几年，总共读了多少，都读了什么，说不清了，但有个总账式的印象，是其时出版且流行的新文学作品中，由周氏弟兄到张资平，以至苏曼殊和徐枕亚，外，英、法、德、俄、日，有译本的，大致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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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呢？想实事求是，也说说。其一是更巩固了读书的习惯。记得不只一次说过，我幼年生活穷苦，单调，心也想找个场所活动，或说找些乐趣，多种路都不通，只好看旧小说。日子长了，看多了，也有收获，其中之一，也可以说不容轻视，是安坐，眼看文字，感到也不坏，有时甚至能自得其乐。到师范学校以后，看的课外书，数量大增，品种也多了，也因为内容有另一种吸引力，看的兴趣显然增加了，是手里没有书就像是缺点什么。语云，习惯成自然，我想，是这师范学校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后来走上书呆子的路而没有悔恨。其二是初步有了所知，有了所见。所知，比如与小学时期相比，彼时是没有常识，此时是自信有了些常识，主要是新的科学性质的常识。所见比较难说，勉强说，是：一，偏于思想方法，即有所闻，愿意自己想一想，然后断定是不是像说的那样。二，偏于想后的所得，是常常疑多于信。这样的初步对于后来有不小的影响，是“攻乎异端”比较容易，入《使徒行传》就比较难了。这好不好？一言难尽，留到将来有机会再说。三，缩小到“文”，是对于读过的，我有了明显的偏爱，或兼有了不明显的评论，这，很明显，如果我也拿笔，就会靠近喜欢的，远离不喜欢的。具体说，散文，我觉得出于绍兴周氏弟兄之手的是上乘，因为，专就表达说，流利自然，没有造作气；小说（限于新的），与帝俄、英、法等国的大家比，我们的像是总眼盯着社会表面，没钻到人生深处。其四，是用文字表情达意的能力提高了不少，或者说写文章能够文从字顺。读书，尤其读好书，头脑里吸收的是两种：一种是内容，知识、思想、感情之类；一种是表达方法，即这样的知识、思想、感情是用什么词句传达的。两种往头脑里装，都是堆堆越来越大。这堆堆，内容方面的，经过种种思维（分析、综合、比较、取舍等）的工序，会形成自己的；表达方面的，大量的词、语，多种句式，有如工具，存着，一旦用到，会成为唾手可得。现在回想，我在师范学校六年，如果说还有所得，或大有所得，这拿笔表达什么能够不费力，应该说是重要的一种，而这能力则几乎都是由多读杂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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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能不能推演出一点教训？我看是可以。这是：一，最好是多给学生一些自由阅读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多吸收，自由发展。由这个角度看，三味书屋式的教法（主要是识字，其他不管）也不无好处。英国小穆勒的学习经历就更值得参考，他是由幼年起就由父亲指导，多读书。二，课堂内多种讲授八股以及课堂下多种作业八股最好都像扔破鞋那样扔掉，以免教师费力不讨好，学生思路受束缚，日久天长，连到教义外驰骋的野性也丧尽。这样说，我是认为师范学校的课业生活还颇有优点，可以歌颂一番吗？非也，但至少可以参考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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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这是说，儒家设想的古圣，旰食宵衣之馀，有时也要到“方七十里”的“文王之囿”去打猎，与有“德”的后妃“辗转反侧”。何况我们念师范学校时期，还是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张”之后当然想“弛”一下。弛有零碎的，或说小举的，如课前课后、饭前饭后都是，前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说星期日的游赏活动，可称为大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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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赏，游在前，先说游之赏。以方位为序，先说西。西行，出西门转北，有闸桥可游，这是晚饭前后可到且常去的，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应该说远行的，只一处，八里桥。八里桥是横跨通惠河上、拱形的南北向的大石桥，推想是因为距通州城（旧城）八里，所以名八里桥。桥高大，也许不小于赵州桥吧，总之很雄伟。还附有不雄伟的历史，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夏秋之际，清军和义和团在这座桥边最后一次与八国联军作战，之后就连既狠毒又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也逃走了。过去的，学官腔，光彩的，多吹几次，不光彩的，诿过于人，不管它也罢，还是言归正传。且说时间无私，周末度过，星期日必准时到达。喜欢睡懒觉的人有福了，因为可以拥被高卧，决不会有“陈朽木来了”的声音传来。但也有个限制，是晚起，不得晚到赶不上吃这每周改善一次的星期日早餐。饭前或饭时是定当日游赏计划的时间。有事的别无选择，比如大则买鞋袜，小则买纸笔，只好东行，进城。没有什么置办的，无事一身轻，可以西行或南行，专心游赏。也不得违古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成例，游要结伴。当然最好是意中人，可惜没有。只好安于现实，找同学中合得来的。也不宜过多，两三个或三四个。口约已定，装满肚皮以后，略收拾，出发。出校门往西，城内，街道两旁都是简陋的民房，没什么可看的。出城，可看的在路北，野草野花之外，有不少上层人家的墓地，前面总是立着石碑，碑后有柏树林。大约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前面路北转，八里桥在望了。我们总是走到桥中心的最高处，凭东面桥栏东望，西面桥栏西望。东望，桥下水东流，不久会流到我们熟悉的闸桥，可是在桥上只能看到水中一丛丛芦苇，看不见闸桥。凭栏西望所见也有限，是河北大道上间或有车马，可是引来的遐想却不少。其时我还没有亲近《红楼梦》，如果读过，而且如今日之许多红迷，乐于考寻本事，也许要想到，林黛玉北来进京，水路由通州下船，也曾乘车过此桥吧？不知有林黛玉，也就想不到还有荣宁二府的排场。但北京的繁华，大街之上车水马龙，小巷之内胜朝金粉，我们还是大有兴趣的。但兴趣是兴趣，现实是现实，这使我有时立在桥头，远望，就想到未来，也能西行入京，在某小巷定居，与某某数晨夕、听货声吗？我明白，这是幻想，给我带来的只能是惶惑和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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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条路线，南行。开头，也是出校门往西。走一小段路，转向南，是昔日运粮的石块路，几十步就穿过大红牌楼。再前行，东面是西仓的大门，西望是树林中隐约有人家。再南行，据十三班同学唐宝鑫（他家在新城南街，即西仓南面）说，还有小红牌楼，我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南城墙有个小门洞（唐君说名小南门），穿过小门洞，过护城河（河上有桥？）就是潞河中学。这所中学是教会学校，校舍是外国人所建，西部别墅式的一些房是外国人所住，所以都有洋气。但就是以爱祖国自负的志士也不得不承认，确是比本土的整齐、精致、干净。我们先东行，到向东的校门附近，向后转，西行，慢慢走，观赏一路的风光。校门内路北有个规模不大的医院，名潞河医院，在通县，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协和医院，记得我还在那里看过病。医院之西，路南北都是中学的用房，有不少是楼房。与我们学校的不能更上一层相比，真是太华贵了。其时我还没读过皇甫谧《高士传》和多种正史的隐逸传，对于华贵就不免有些艳羡之心。再西行，别墅式的建筑更好看，稀稀落落，周围是如茵的绿草。像是没见过开门，有人出入，使我不由得想到秦少游的词句，“雨打梨花深闭门”。观赏完学校，时间尚早，我们总是再西行，看看紧邻学校的一个小村，复兴庄。记得只是东西向一条街，人家不多，安静，质朴，沿街慢慢走，看看院中的花木，屋顶上的炊烟，会使人想到陶诗的“昔欲居南村”，以为这就是南村。我住通县六年，有些事物，多年后印象一直清晰，其中之一就是复兴庄。还不只是印象清晰，是离开几十年之后，曾因怀念而诌了一首诗，词句是：“复兴庄上夕阳斜，闲步街头看杏花。紫帕垂襟娇不语，芙蓉巷口第三家。”莫非彼时也有玉楼香泽之思吗？可怜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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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游赏的最大举是东行兼北行。大，是因为还要处理些杂事，主要是买些日用品。这里单说游赏。也是要结伴，早饭后出门。东行不远，过附属小学前门。再东行，记得路不如西行之直。过南行往新城南门的路口，不远就到旧城西门。早已无门，也就无西门之名；有名的是大关（？）庙，在原西门内略北。进旧城了，前行有两条路。一直往东是走旧城西街，两旁，近西端民居多，近东端商店多，商店中还有两家出名的饭庄，路南是宝兴居，路北是福兴楼，我们只敢往里望望而不敢进去的地方。出街东口，南北向的一条短街名牛市口，北行出口过闸桥，不远是鼓楼。由牛市口到鼓楼是通县的商业中心，大商店集中在这里，其中还有两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卖肉饼的小楼和卖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大顺斋。进旧城之后也可以不直向东，而是北转，过大关庙不远，转东，走万寿宫一条路。这条路，南面是一条废河道（其时已成臭水沟），东端至鼓楼前有桥名闸桥。河道北地势低洼，路不平，可是容量大，如北京之天桥，天津之三不管，卖艺的，相面的，卖小吃的，杂七杂八，什么都有。记得还有照相馆，我开卷第一回留下尊容就是在这里。不管是走西街还是走万寿宫，都要到鼓楼前转向东街，直奔东门。目的是看运河。记得出东门没有多远就到水边。水上有渡船，有打鱼船。夏秋之外，水不很大，但也可以引人南望，想到苏杭。这是否足以表明，我的本性近于智者而远于仁者？盖孔老夫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也。但无论如何，苏杭总是如在天上，高不可即。其实，低的，如眼前水中产的鲇鱼，送往小楼而烧之，同样是可想而难于入口的。关于运河的享受，记得只有一次，是夏日，也“百川灌河”，我与同班同学梁君结伴，图凉爽一下，解衣置岸上，下水了。也许得意忘形了吧，及至上岸，草帽不见了。当时心中大为不快，慨叹人心不古。几十年后的现时，偶然忆及此事，才领悟那样的慨叹错了，因为换为现时，必是连衣服也拿走，我们就惨了。话扯远了，还是说游赏。看完运河，照例入东门，到鼓楼转北，踏上北街。北街是卖干鲜果的集中地，没什么可看的。想看的是北门内略西的燃灯塔。塔十三层，多角，挂满铁马，翘首上望，会使人想到深夜的丁当声。这丁当声送走了无数人，无数事；未来呢，幻想有几许实现的可能吗？自然只有天知道。燃灯塔的西南方是个荒凉的池塘，面积不小，名西海子。芦苇和杂水草不少，有凄凉的野意，我们也愿意留连一会儿，把闹市的尘嚣洗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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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之赏毕，接着说不游之赏。也要定个范围，古人多说饮食男女，干脆就说饮食男女。饮食内容多，且好说，先说饮食。丑话说在前头。《论语·里仁》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们是食不佳，总想换换样，吃点能解馋的，可见是未志于道，也就不能贤哉。事实如此，也就只好实事求是，说些不能入圣经贤传的。饭厅之外，或说馒头、鸽子粪之外，填补饥肠的办法也不只一种，想由低而高说三种。其一是不越雷池的，还可以分为两种。工友其时也已经有商业意识，住屋中备有花生、瓜子、糖之类，其中花生大有充饥之力，买一包送入口内，是一种办法；每天有一工友负责出外购物，可以让他到饭铺买炸酱一碗，饭时借此加餐，是另一种办法。其二是出校门西行，到大红牌楼北口外的小饭铺里去吃。记得有两家，口外转西路南是我们付以进口名的Woman馆，转东路北是张家小铺。我们很少照顾路南一家，不是因为还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而是因为两个妇女都邋遢，做的东西不好吃。张家小铺只一间门面，师徒二人，灶紧靠门内，往里有高脚桌两三个。师做，徒送，相当热闹。记得总是吃馅（肉菜掺和）饼，很少时候也吃炸酱面。馅饼，远不如小楼的牛肉饼，可是“饥者易为食”，借用佛家语，境由心造，我的印象一直是，其味美绝不下于今日全聚德的烤鸭。张师傅偏于瘦小，和气，顾客多的时候也高兴，总是高举面杖敲面板，发出连续的清脆声，不说馅饼味美，这声音也是值得怀念的。其三是东行，到牛市口，过屠门而大嚼。宝兴居和福兴楼是高级馆，我们不敢问津。小楼在繁华的牛市口的最南端，坐东向西，铺面上下两层，为回民所经营，有正式名，为义和轩。所卖牛肉饼最有名，也确是好吃，也许先入为主吧，后来入京，吃过东来顺的，馅饼周的，觉得与小楼的相比，都要拜下风。到小楼，如果钱袋不空，还可以大举，先饮酒吃菜，然后吃肉饼。菜，最为人称道的是烧鲇鱼，记得切成略小于方寸的块，外焦脆而内白嫩，也确是很好吃。说到此，必须加注一句，是这东行的大改善也只是“可能”而已，事实是如我们之阮囊羞涩，很少有这种可能的。但既然很少可能也可以留诸文字，那就再加说一种，是到大顺斋买蹲儿饽饽、糖火烧，带回学校，霜晨月夕品尝是也。大顺斋在小楼北向东的胡同内，也是回民所经营。两种糕点以外，是否还卖其他品种，不记得了，反正最出名因而远近畅销的就是这两种。也确是物美，记得当时是保证，如糖火烧（原料为红糖、芝麻酱），买后放三个月，仍如新买时那样酥而鲜。也带来遗憾，是很想吃而很少买，以致同班同学田君慨乎言之，说何时做了皇帝，一定枕边放满蹲儿饽饽和糖火烧，想吃就拿一块放在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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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说完，应该接说男女，就太难了，因为我们那个大院内，只有男而没有女，连教师、职工的队伍里也清一色，都是宝二爷所谓泥做的。但是于传有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性相近也”，我们泥做的也就有了恋慕水做的之性，而可以率性，那就无妨于课业之暇，行亲近（或只是想象的）女人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或说门当户对，我们想到的首先是，或只是女师范院里那一群。其时还没有舞厅和卡拉OK之类，亲近（也许只能说看看）的机会只有星期日逛大街的狭路相逢。要知道，那是二十年代，女性上学的很少，物以稀为贵，同是师范学校学生，她们的地位比我们就像是高出一大块。高与低难得匹配，也好，我们就不会骋意马心猿，有任何非分之想。但狭路相逢，看还是要看的。但也不好过于露骨，不过装作因缘和合，无意中扫一眼而已。她们呢？女人的心总是神秘的，我们不知道。知道的是自己一方，总是觉得她们柔婉细致，可爱。可爱又能怎么样？幸而有自知之明，还是“断百思想”，回学校，去亲近晚饭的馒头和鸽子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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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1928年，政局的变化还带来男女关系的变化，有了（国民）党员，有了党部，就必致有党员出入党部之事。党员中有男师范的，也有女师范的，同出入一部，就有了远远超过街头扫一眼的机会。这是说，可以面对面交谈，以及发展，甚至终于如禅宗和尚所说，“不可说”吧？自然，这必是少数，因为地位不同，经常是低者趋前而高者躲躲闪闪。但少不等于没有，于是我们男师范就出了一些受天之祜的，现在还记得两位，是十班的荣在林（得傅宝珍）和十三班的纪庆恩（得田荣蕙）。这样，他们六年毕业，有文君载后车，与我们大批的，对影成二人，肩扛被卷，走向另一条路的人相比，就真如刘晨、阮肇之走入天台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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