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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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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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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说引导自己往哪里走，力量有偏于有形的，是课程；还有偏于无形的，是学术空气。所谓学术空气，表现为行动，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种或某几种）学识；表现为想法，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是有无上价值的。我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对于这学术空气的性质和力量，却也有不很浅的体会，或用吹牛的口气说，受到不很浅的熏陶。这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到后面说。这里要先说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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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空气，无风不能起浪，也要有来源。来源之一是学校的地位。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资格最老，由京师大学堂算起，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字号，总要有点不同于众的，这不同于众，总的说是有一顶光荣的帽子，“最高学府”。这顶帽子带来两种实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图书，都储量大，孕育学术空气当然就比较容易；二是选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师，也可包括学生）比较容易，比如有那么一位，名高实重，几个学校抢，北京大学也参加逐鹿，其他学校就多半会失败。这就会形成来源之二，是学术界的拔尖儿人物多了，学术（包括著作、讲论等等）的堆堆就会增大，这有如屋子里摆满兰花或臭豆腐，就必致产生某一种空气。来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时势。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于说清楚，因为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只好暂不讲理，只说事。我是想说，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等人的倡导这个，鼓吹那个，情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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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作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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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以用指名道姓法说，是某某完成了什么样的大著作，于传统的学术大厦上添了砖瓦，甚至使昔日的门楣之类刷新了面貌。也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是总而言之，说在学术领域，北大红楼总是走在前面，推出分量重的，并开风气之先。两种办法都苦于一言难尽，只好改为举一斑以窥全豹法。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是今古文问题，直到北大红楼的崔适与刘师培，还争得脸红脖子粗。钱穆先生多年深钻秦汉，既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又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抛开意气，摆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像今文家说的那样，都是刘歆伪造。这是以事实为根据讲道理，所以有说服力。再举一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长约三万字，与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比，是小块头，却大有重要性。这重要性，分着说是三种。以先轻后重为序，其一是指明索隐法的荒唐。所谓索隐，是认为小说中的情节是指历史上的某事，人物都影射某某人，如林黛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影射董小宛，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为是影射朱彝尊。何以知之？显然是来于幻想加牵强附会。幻想，可以自怡悦，至于取信于人，一种也大不易（如影射董小宛，据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年二十八，其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何况还可以有多种？（加上近年的，专说林黛玉，所影射总不少于十种吧，究竟哪一种幻想对？我看最好是聚这诸多索隐迷于一堂，让他们都转守为攻，驳斥对方的荒唐。）其二是判定作者是曹雪芹，小说中所写是曹家旧事，所谓“自叙传”是也。这样的判定也许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但至少我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也就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走红，不少人考有关的各个方面，基本上是在这篇考证的圈子里转，只是发现一点点新材料，有些粗疏的地方可以化为细致。其三是前两种重要之中蕴含的一种虽无形而分量更重的重要，是输入并摊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科学方法，找多而有力的证据挤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我们的祖先也用（尤其在汉学中），只是因为它常常掺和在玄想（如阴阳五行、谶纬、天埋等）之中，形迹就不够明显，力量就不够大。胡先生这篇考证不然，是用大量的证据支持一点点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情况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因为是这样，所以在一般学人的眼里，索隐迷就输定了。这是学术空气的成果，应该大书特书的。应该大书特书，还因为近年以来，那信幻想不管证据甚至不管情理的歪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还是限于红学，据我这孤陋寡闻所知，有不很少的人著书立说，以表示自己能够洞察幽微。这幽微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小说的作者问题，说是曹雪芹，不出奇，因而不能制胜，于是说不是曹雪芹。何以知之？就我见到的说，证据都薄弱得可怜。又依考证的通例，立新说，应该先把旧说（曹雪芹作）驳倒，那就应该举证证明，如《随园诗话》、甲戌本脂批等处正面说乃曹雪芹作的话都是错的，这些新说像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处是小说的本事问题，即影射什么。顺治朝事、明珠家事等旧的猜谜不新鲜，于是制造新的幻想，据某书介绍，有说是骂雍正皇帝的，有说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有说是影射古往今来的人和事的，有说是反满吊明的，等等。对于这些只可自怡悦的幻想，我没有兴趣评论，但也无妨总而言之，是：一，像这样的猜想，就是我这样无才无学之人，如果想凑热闹，拿出三天五天时间，也可以编造几十种；二，我不肯编或不敢编，除怕通情理的人齿冷之外，是因为还记得个逻辑规律，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只可能都错而不可能都对。然而可惜，这些新索隐家竟连这条规律也忘了（也许不是忘而是不知道）。这就禁不住使我想到科学方法以及北大红楼的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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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还表现在多数人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读书，一般在自己的书桌前（图书馆的情况另题写），不容易具体描画。但可以从另一个渠道透露出来，那是新著的问世。即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我们略翻翻就可以感觉到，中国旧籍，尤其中古以前的，他是都读了。胡先生的《红楼梦考证》，照旧习惯说，只是一篇而不是一本，提及的书也总可以塞满一两间屋子吧？再说买，对于有名的学者，其时的书店都是送货上门。书店里都有一些人精通业务，除版本之外，还知道某学者已经有什么书，还缺什么书，或还可能买什么书。所以学术界的名人，登堂入室的客人，次数最多的常常是书店的伙计。一般是送到放下，买不买，何时付款，以后再说。所以，其时的学术界名人收入虽然都不低（银元数百），却多数欠书债。买书，守株待兔之外，还喜欢缘木求鱼，如新正逛厂甸就是一种方式。买书之后是存书，或说藏书，北大的红楼人物有不少是有名的，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马廉等都是。买书成癖还会产生轶闻，只举一种，是1933年春天，刘半农从琉璃厂松筠阁买到一部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傅大胖子（傅斯年）未能捷足先登，先找刘半农求转让，不成，又找松筠阁大发脾气。为书这样，亦一痴也，可笑吗？我看呢，这才是北大，学术空气在最上层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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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也就是在这种空气笼罩之下，几乎人人都把有学识看作无上的荣誉。入北大红楼，上讲台说说道道，可以说是没有不学无术的。但学识的质有重轻，量有大小，外貌有鲜明与暗淡，大致说是以著书立说的情况来衡量。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都著作等身的名教授。这样，在北大，评定荣誉高低的标准就成为单一的，看能不能拿出学术上有分量的货色来。能，其他方面就可以视而不见，比如孟森先生，其貌枯朽，装束呢，总是蓝布长衫，家做鞋，上课只会念讲义，可是因为他是明清史头号专家，编著多，贡献大，红楼里的人还是很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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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念有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是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毕业后如何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思是无耻到这种地步，既可鄙又可叹。二是对于阔气、虚荣之类，轻些说是不在意，重些说也是看不起。名教授在家里，享用如何，不知道；走入红楼，依当时的风气，要朴素。这像是表示，因为志在治学，所以就没有精力和兴趣讲究吃喝穿戴。在这种风气之下，学生更是“草上之风必偃”，几乎都是如穿制服，一年四季蓝布长衫。其时西装也是上等服装，少数同学有穿的，我穷，无力置备，现在回想，即使财力充足，买一套两套，也决不敢穿上出入红楼，因为总觉得与学术空气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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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多种情况，学术空气就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人往书堆里钻，希望过些时候，能够从里边找出点名堂来。即如我这无能且杂务不少的学生，也就不得不钻图书馆，翻看书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由正经正史，直到诗话词话之类。也不少幻想，黄金屋，颜如玉，不敢，只是，从时风，梦想在考古方面也能有一些建树，将来万一也能登上大学讲台说说道道。现在想，这样的幻想其实是可笑的，因为对于古，其时的所知少得可怜。幸或不幸，在考古方面还毫无建树的时候，一个新的奇想竟钻到头脑里来（或说本来就有此种子，至此时破土而出），那是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先秦诸子系年》《红楼梦考证》一类书不合用了，我不得不尽弃所学而学另外一套。但仍想学，这动力总是与北大的学术空气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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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自由与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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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术空气笼罩下的应有之义，因为我认为很重要，而后来成为稀有，所以想提出来加重说说。自由，意义很广泛，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顺生论》里曾经辨析。那里所说偏于政治自由。比如还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学里应该讨论的。本篇所谓自由，容忍，同是学术范围内的。这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具体可分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关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的评断，抛开任何性质的权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对人，别人凭自己理性认为可信而不同于自己的，尊重，即承认同样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唯心论吗？影响却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见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权大权小之别，也不会出现权大者强制权小者遵命讲说违心之论的现象，或惩治讲说不违心之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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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精神，无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说是轶事吧，来显示。轶事，近于鸡毛蒜皮，只是因为用新时代的眼光看，也成为广陵散，所以不避琐屑，说说，以期不及见嵇叔夜的人也能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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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牵涉校长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说。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学，并在美学和伦理学方面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继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之后，写了一本《石头记索隐》。索隐，是以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为例，在王梦阮的索隐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经够离奇了，到蔡先生则进一步做了变性手术，成为朱彝尊。其后胡适先生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学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写了《红楼梦考证》，说索隐派的办法是牵强附会，其实据多种史料，可知所写为作者家中事。对此，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新风是发动属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还言。北大的红楼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认胡先生有发表并坚持己见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只是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里表示一下自己的与胡先生商榷的意见。而且不只此也，其时胡先生为了更加证实他的自传说，正在加紧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后来天假良缘，居然买到这部书的写本。其后他又见到刻本，情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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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箱诗社里借来的。……这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跋《红楼梦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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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方面的异己，是帮助，是感谢，且不管这样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单就人际关系说，雍容揖让，也总是可怀念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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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也与胡适先生有关。其时他用西法治中国哲学史，在北京大学开这门课，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成上卷）。对于古人和古书，他从传统，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面。从旧说是信，而以《古史辨》为旗手的考古风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书的年代，主要是钱穆先生，他既有大部头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又发表零篇文章（曾集为《老子辨》），论证老子，其人其书，都是战国时期的。对此，胡先生没有“尽弃其所学而学”，于是就不免于争论。钱先生是以为，自己的主张已成定案，胡先生应该举白旗，表示投诚。胡先生则认为，钱先生的论断，证据还不充分，甚至论证方法还有问题。各不相让，据说有一次，争论竟发展到在教授会（上课前的休息室）上斗口。钱先生说，老子的年代晚，已无疑义，胡先生你还是把旧说放弃了吧。胡先生答，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如果证据充分，我就连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听者都为之破颜。争论，能维持开口笑，在北大红楼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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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扩大到教师和学生间的。是某同学告诉我，一次，开有关佛学的讨论会，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有胡适先生和哲学系同学韩镜清（同我很熟）。胡先生发言，讲得不少，估计又是他一贯的用历史眼光看吧，韩镜清认为不对，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与会的都一愣，因为这是违反自由与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为胡先生，停一下，接着平平静静地说：“我自知对于佛学造诣很浅，所说不免多误，但是，能不能让我说完了？”与会的都说，当然要说完了，于是胡先生接着说下去。这件事，我没问过韩镜清，因为我推想，他这一时的无名之火，与长远的北大红楼精神对照，是很快就会悔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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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也是教师与学生间的。这次是亲见，不是耳闻。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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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讲的自由说下去。有所见，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钱穆先生把《楚辞》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课堂上可以任意发挥，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乱想，甚至发展成为胡说八道，在红楼中也可以获得容忍的待遇。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国文系的教授林公铎（名损）。他古书念得不少，长于记诵，也许天性就有些近于祢衡，二十出头就来北大任教授更助长他的狂气。恕我也狂一次，是据我看，他是食古并未大化。他著作不多，我只见过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传统概念兜圈子。可是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旁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像是很得意，就这样，一堂课已经过去一半。当然，学生中不乏新派，可是，一半由于听听好玩，或主要还是由于惯于容忍，所以竟没有人驳他。还有更容更忍的情况。是听通县师范同学兼北大国文系同学（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说，他上林先生唐诗课，听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慢待，“这是用黄粱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气了，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学没有听错，这是林先生学阮籍、刘伶之流，故意说怪话，且不管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学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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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课的自由与容忍，还有可以说说的。一种是，受课的人数（指注册科注册的）没有限制，如一年级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选修课，学科重要且普通，讲授者有大名，选者可以多到几十人，学科蹩脚，选者也会少到一两个人。学校是只要有人选，不管人数多少，就开课。开课，不管必修还是选修，学生还有两种自由，一是点名簿上有名却不去听，二是点名簿上无名却去听。听点名簿上有名的课，经过学期考试，及格，可以得两学分；学分够数，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可是考试，间或也容许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说说还记得的一些情况。一种，如党义和军训，是只要参加就及格。学生心目中所谓正式的课，也有只要参加考试就及格的。那是钱玄同先生的音韵课，记得上学期终了，我去课堂参加学期考试，响过钟，钱先生走上讲台，把一叠考卷放在讲桌上。学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题夹在考卷里。钱先生则一坐下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类，在看，在写，永远不往下面看。我打开考卷，看考题。旁边一个同学小声说：“马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钱先生向来不看考卷。”后来证实，考卷收齐，钱先生果然就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学校刻一个木戳，文曰“及格”，注册科收到未评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钱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认为，学识方面造诣的高低，并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规定有考试，教师，学生，都常常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应付。比如还记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语，我不愿意去，就托陈世骧同学代办，他入考场，拿并答两份考卷，教师钟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为有红楼的自由、容忍精神笼罩着，他就视而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