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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保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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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回到北京，裘敝还乡，也不能不看看亲友。学剧作家之写剧本，人事千头万绪，只推出与下一场有关系的。且说知道我失业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北大史学系毕业的王崇武，他有个中学同学，较早毕业于师大国文系的李列五（名曾笃，河北省容城县人），在北京私立进德中学教国文，因家务事与本村某人有纠纷，已诉诸法律，须到保定法院去打官司，至开学时不能来京授课，要找人代。显然，介绍我去代就两全其美。语云，饥者易为食，三言两语之后，我就走马上任。进德中学在鼓楼东后鼓楼苑，在私立中学中规模、地位、名声都勉强可入中等，校长朱毅深，人瘦小，面微麻，却通达敞快，谈得来。记得上课已经超过半个月，我接到北大同班同学李耀宗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来的一封信，说保定私立育德中学缺个教初中的国文教师，请他介绍人，问我去不去。北京与保定之间，当然以不离开北京为顺心，于是“一思”之后，记得是一天上午，发一封平信，说不想去。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再思”之后，觉得还是以离开北京为是（原因留到下一个题目说），于是又补一封信，挂号寄出，说决定前往，那封平信不算了。这之后，找进德中学朱校长办了辞谢手续，整理衣物，存同学处一部分，形只影单而东西不少，西南行，还是教不愿教的国文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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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旧为府，城比一般县城大，育德中学在西门外，出西门，走一段路（通往火车站的路），转南一条小街名金台驿（？），进北口不很远，学校在路西。规模不小，校史也不短，所以名气相当大。校长郝仲青（名卓）是学界的老人物，为人严正练达，朴实，认真负责，全校师生为其作风所化，因而入校门就会感到秩序好，人人都努力，求向上。我到校之后，李耀宗毕业于这个学校，与学校的许多人都熟，赶来关照，把我安置在靠西部的一排坐北向南两层楼的教师宿舍楼上靠西端的一间。教初中两班，上课，改文，海内同风，教法没有特殊要求，所以负担像是比天津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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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平平，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说生活情况的其他部分。先说游。与天津比，保定多有古气，所以可游之地，有的比天津的洋公园远为有意思。这指的是莲池，在西街以南督署街路南。面积不很大，布局却有思致，曲栏池水，堂室错落，使人有旷远多变之感。园在清代是书院，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挚甫（名汝纶）曾任山长。还可以欣赏其流风遗韵，如游廊壁上嵌有不少石刻，展厅里悬有不少名画，一般公园里就见不到。第一次入内看，印象至今还清楚的，有一副木刻的对联，邓石如所书，联语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草体，笔画龙飞凤舞，真可以说是见所未见。又一件是摆在展厅一端的一个龟甲，长二尺以上。旁边有个说明，是前若干年，传说城南大清河中某处有深潭，为龟巢，人不慎，在水中走近了，就会被龟曳入巢中吃掉。某年（估计是民初），驻军一旅长的儿子下河游水，近深潭，果然就失踪了。旅长有武力，当然要报仇，于是用小炮对准深潭打，几发之后，居然浮出一个大龟，已经丧命，因为物罕见，事也罕见，就陈列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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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有一段紧靠南城墙，辟为城南人民公园，也可以游。水由西向东缓缓流，果然很清。岸上有宽阔的空地，树不少，与莲池比，多有野趣。水流到城东，有码头，我也到过。船不少，搭乘下行，可以到白洋淀、胜芳和杨柳青。几个地方都是北地的水乡，风景好，人秀丽，总想得机会沿途去看看，至今也没有如愿。时乎时乎不再来，听说千里同风，也都现代化了，那村头渔网，桥畔罗裙，也就不再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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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还有市井的。由城中心北行，有个城隍庙，性质同于北京的天桥，如果也不弃下里巴人，就可以进去，看看各种杂耍，如果更下，如今日有些所谓作家之走火入魔，也可以破费一角两角，算算流年，批批八字。可惜我多疑少信，所以走到门口，总是望望然去之。何以还要到门口？是因为东行数十步转南有一条窄小的街名紫河套，是旧书旧字画的集中地，旧习难改，愿意常去看看。街不长，两旁的铺面破破烂烂，货不多，同样是破破烂烂。但正如佳人之喜欢游服装店，我是并不因残旧而兴趣少减。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买一点点。记得书曾买《徐氏三种》（三百千加注），画曾买王莲心（名宸，清朝乾嘉时期画家，居小四王之首）的山水屏。书毁于七七战火；画带回北京，之后看多了，知道是伪品，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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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还有远途的，是1937年春天，清明节后，学校组织往易县去看西陵。坐火车北行到高碑店，换车西行到梁各庄。也许在那里住一夜吧，那就第二天入山，游西陵。地势不像东陵那样空旷，树多，苍松翠柏包围着几处陵墓，像是兼有园林之美。是否看到易水，不记得了，但脚踏的是易县，也就不能不想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事迹。易县产一种绿色的石砚，我早有所闻，路上注意找，未见有卖的。原路回保定，遇见凄风冷雨，至今还记得，恨不得立时钻入某间屋，围着火炉暖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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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完，转为说口腹之欲。上面说保定多有古气，因而也就会反映到食品方面，老字号，有些品种，不离家常而味道好。城中心稍偏西路南有个商场，很像北京的东安市场，名马号，里面有些饭馆。一个最有名的是白运章，回教，卖蒸包子（饺子形），保定人呼为白运章包子，都爱吃，价不贵。我当然要尝尝，羊肉馅，肉多而肥，如天津包子之油腻，只能说是各有所好吧。我喜欢吃的是一种名为饸饹条的，用荞麦面掺白面，放在有漏孔的饸饹床子上压成条，或炒，或用炸酱拌，味道很美。据说城中心穿行楼附近有一家名藤萝春（？），以卖饸饹条出名，我未去品尝，我吃，是就近往马号内的两益馆。是1956年的春天，我与同事郭翼舟兄结伴，为考察教材使用情况又到保定，当然想重温吃美味之梦，去找，连卖的店铺也没有了。以上说的是就餐，还有买回家吃的两种名产，店铺名马家老鸡铺和槐茂，也要说说。马家老鸡铺在督署街偏东路南，回教，门面不大，自产的鸡（忘记制法）和酱牛肉、酱牛杂碎很有名，物美价廉，物美不好说，价廉则好说，酱牛肉是两角五分一斤，酱牛杂碎是两角一斤，我在拙作《物价》（收入《负暄续话》）一文中曾谈及，心情是逝者真就一去不复返了。槐茂是个酱菜铺，在西街偏东路北，以店铺门口有一棵古槐而得名。所制酱八宝菜，用篓装，远销外地。只是我吃过，觉得偏于咸，不如北京后门桥大葫芦的小甜酱萝卜。此外，保定的名吃还有二道口子（西门内路南第二条街的街口，记得在路东）的罩火烧，我路过，看是用深锅煮猪肠子之类，锅边煮火烧，没有兴趣尝，以致交一臂而失之。由名吃又想到保定的名产，当地谚语说的，保定倒有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雪里蕻）。三种我都尝试过，果然名不虚传。春不老比北京街头卖的几乎长一倍，却比北京的嫩。甜面酱，天津也习惯吃（北京习惯吃用黄豆做的，名黄酱），味道确是不如保定产的。铁球的用途是锻炼手力，一般是一只手揉两个。保定用手工做，球内装大小不等的一个小球，揉时可以发出不同的金属的清脆声音。我手头还有一对中号或小号的，为一个学生所赠，近年恢复大量生产，改为用机器，手工让位，我这一对也就成为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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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一年所经历，或说所得，还有一桩必须表一表的，是学开汽车。是到校之后不很久，学校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个人，还带来一辆旧轿车，说办汽车训练班，时间用下午下课后，一周三次（？），三个月毕业，学费若干，教师参加，学校代交。其时我行有余力，又考虑生活技能，可以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还有，学会了，在大路上奔驰，也会比坐教室有意思，就参加了。教师男性，三十多岁，细高个子，精明和气。先入课堂，听讲机件之理，接着跳过学修理，就上车手握方向盘，学开。大部分时间是在操场，接近末尾到城外的公路上，都是由停到动，跑一段路，停止。考核，我的体会，重点是手脚的应变能力，要求速度快而不生硬。据教师非正式评定，我竟考了第一。如果教师的评定不错，我不拿方向盘，而走眼看书、手拿笔的路，也许是最大的失策吧？可怜的补救之道是这里记一笔，以期我的相知以及未谋面的相知都能知道，我年轻时候，是也曾有到阳关大道上驰骋的大志的，有志而事未竟成，终于不得不局促于书桌前，涂涂抹抹，乃“天也”，“非战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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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人。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名泰）。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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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才说想说的人只有一个，其实是还可以，或说“应该”加说一个的，那是其时念初一的学生张兆麟。说来很惭愧，保定一年，教过的学生过百，我却一个也没记住。是一年以前，我接到一封长信，说看我的某本拙作，疑惑是当年教他国文的我写的，问是不是这样，署名张兆麟。我复信证实。他健康情况不佳，过很久才来看我。谈及他的经历，是1957年加了右派之冠，发往塞外，二十年后才回到北京。他记忆力好，说到我当年讲课的情形，有如昨日。我很感奋，因为：一，我的门下也有像他这样敢直言的，是我的荣幸；二，保定一年面对的学生，还有记得我的，我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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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也一年，原因与天津的未能延续不同，也要交代一下。记得是一学年的近尾声，1937年的6月前半，学校发给我下学期的聘书。我对保定的生活印象不坏，又找新饭碗不容易，知道未遭白眼，当然高兴。其后是打如意算盘，暑中无事，带着室中人到北京逛逛，看看亲友，开学前回来，照常上课。主意已定，先写信通知住在沙滩一带的北大同学王云鹤（名恩川），托他给租一间住房，然后是收拾什物，家具之类不动，其余运往学校，存在教师宿舍楼的那间房里，随身只带一些日用的和替换衣服。6月底起程，坐火车到前门西车站下车，王云鹤来接，始知住房尚未租定。暂下榻于王云鹤处，不久就租得中老胡同（由东斋西行不远）21号（在街南，二房东姓蔡）院内北房东端的一间。这是民房，室内却有用具。进去只三五天吧，是7月8日的后半夜，院里人都被由西南方传来的繁密的枪声惊醒。到白日得到消息，是住在南苑的日军挑衅，攻打卢沟桥，我二十九军还击，冲突仍未平息云云。其后若干日，形势越来越紧张，通往保定的铁路断了，想到存于学校的那一点点财物，想托住在保定的一个亲戚取出来，写信，未能如愿，终于挨到9月下旬，得确信，保定陷落，育德中学毁于战火。存物一扫光，因为其时住在北京，只有随身的几件单衣，就成为天大的损失。说如天大，因为如存书，有些是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就无论如何也补不上了。现在想，最大的损失还是由1928年暑后起近十年的日记的不再能见到，以致清晰明确、也许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身心活动都成为恍恍惚惚的影子。应该旷达吗？可惜有时还是舍不得，也就只能含泪默诵一次“逝者如斯夫”了。人间的事常常就是这样缠夹，就说保定的饭碗吧，如果收到的不是聘书而是解聘书，我同样可以写“保定一年”，而许多珍贵的旧迹却依旧可以在身边。这又是“天也”，与之相撞，人毕竟是太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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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学习史部“纪事本末”的写法，写天津和保定的一段生活，故意把有关男女离合的不少事迹剔出去。这是因为下面还有“婚事”一个题目，如此处理，求分之则两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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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婚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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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由“人生而有欲”方面看，吃吃喝喝与男女结合，地位是等同的。“生而有欲”是“天”，及至降到“人”的身上或手里，情况就变为一言难尽。在道人（用汉魏人的称谓）的心目中，两者都价值不高，如必欲去取，则所取是饮食而不是男女。常人或俗人就不同，两者都不能舍，可是表现为心情，常常是男女比饮食更急。可是心情的急又不愿意表现为言谈举止，这是说，都认为这是后台的事，不宜于推到前台。后台的事不好说，可是，又是人生而有之欲，就说是不美妙吧，却强烈而明显，是把己身的隐蔽起来之后，偏偏希望看看别人的。此描述什么什么星正恋、邪恋、结婚、离婚以及附带的欢笑、啼哭的妙文之所以能尽快刊出并换得高稿酬也。现在，我也写流年了，已经写到将及而立之年，仍是只见饮食而未见男女，推想有“索隐”之兴的诸公诸婆诸才子诸佳人早已等得大着其急了吧？为热心的读者，主要还是追述自己的昔日，不当不以真面目见人，决定标个专题写。但泄气的话要说在前头，这里准备的是家常便饭，您想吃本土的传奇加进口的浪漫主义，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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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前，想先说说我对婚事的看法。这看法来于对人生的一点领悟，可以分为高低或玄想和实际两个层次：高是可无，其理据是什么；低是应有，其情况是什么。先说高层次的。以“我执”为本位，我们可以问，或应该问：“不要男女，即无婚姻之事，难道就不可以吗？”有人认为不只可以，而且是“应该”。何以应该？一种理论是由辨析男女之欲的原因来，说我们所以有男女之欲，是因为天命（或说自然）限定我们要延续种族；而延续种族，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更不能证明有什么宇宙论的或道德学的意义（个人的或全体的）。我们所能感受的只是这种欲给我们带来的拘束和压迫（到月下老人祠或娘娘庙烧香许愿就是好例），所以为了取得“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我们应该不接受这样的拘束和压迫（如你要我传种，我偏偏不传种）。另一种理论（也可以说是兼实行），可以举佛家为代表。佛家看人生，多看到“苦”的一面。人生有多种苦，不假，有就想灭，至少是减轻。佛家自负为大雄，对于苦，是想以“道”灭之。灭之道是先求明苦因，他们找到一个力最大的是情欲。情欲由多种渠道来，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是男女之欲，所以想灭苦，就要扔掉这种情欲。而这偏偏不容易，于是制戒，其中一个重大的是“淫”戒，对优婆塞和优婆夷宽容些，是只许正，不许邪，出了家则严格要求，不许男女，婚姻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以上两种想法都言之成理，后者并有人人都曾身受的事实为依据，借用禅宗的话说，我也参过。所得呢？知方面，高山仰止；至于降为行，就总感到山太高，而且陡，爬不上去。够不着的葡萄，不吃也罢，那就还是随俗，承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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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可以转为说那低层次的“应有”，即成年之后，也搞对象，幸而有成，结婚。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等级，婚姻也是这样，以当事者满意的程度为标准，我多年阅世加内省，认为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先说可意，是当事者（当事者是两个，人各有见，所感未必一致，为了便于说明，只好假定一致；或者承认不一致，这里的立论仅适用于男本位或女本位）觉得与己结合之人正是自己想望的，所谓天赐良缘是也。如果只顾希望而不管事实，当然，世间所成之婚最好都是这样的。可是很遗憾，充斥于世间的偏偏是事实，与希望总是有或大或小的距离。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至少在这方面，上帝并非全能全善，于是所生，姑且男本位一下，只看外貌，西施很少而东施很多，娶得西施，可意了，娶得东施呢？还有，人总是不能因情热而长时期迷乱的，比如说，一见倾心之时，成为眷属之前之后，感到可意，这“之后”延伸，一年，两年，以至十年二十年，人老珠黄，马勺难免碰锅沿，还能同样感到可意吗？所以我有时甚至想，正如理想之难于变为现实，婚姻的一种可意的级别，也许只存在于《白蛇传》《牡丹亭》一类书里。太悲观了，或者改为这样说：都长时期感到可意是可能的，却是不多见的。承认这种现实有好处，是高不成而低就，心里可以坦然，祖传秘方所谓知足常乐是也。再说可过。过是俗话说的过日子，可过就是可以在一起过日子。这种中间的程度可以由“不足”和“有利”两个方面来说明。不足容易说，世相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的后一半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但更有力的是另一面的有利，可以用心理的感受来形容，是一天的由日出到下一次日出，一年的由元旦到除夕，男本位，有她，女本位，有他，感到有多种方便甚至依靠，没有她或他，轻则感到不够热闹，重则感到诸多不便，甚至过不下去。这样的男女结合，如果心里还装着“可意”，是李笠翁的“退一步”。过于委屈了吗？眼睛只看理想，是这样；如果换为多看现实，应该承认，能够这样已经很不坏，因为，也是现实，是有不少人还要退一步，降为可忍。接着说可忍，是看外貌，察内心，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琐细，总是感到不尽如意，可是睁一眼，闭一眼，想说，少说一句，也能对付过去，或有时想到根治，分，子女，房屋，居家杂事，种种牵扯，又，“故人从阁去”不难，还能“新人从门入”吗？千恩万虑，还是忍了吧。语云，忍为高，人生一世，会遇见天灾，会遇见人祸，都忍了，男女之事只是更近一些，难道就不能忍吗？这情况会使我们想到数量，是可忍与可过相比，究竟哪一种多些？大概只有天知道。最后说不可忍，情况是继续合，很痛苦，只好分。合不来，追原因，如果枚举，无限。但可以综括为四类。其一是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合就成为不可忍，只好分。其二是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比如一方是坚信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身体力行的，而另一方则以整人为乐，朝夕面对，不可忍，也就只好分。其三是政见有大分歧，比如在清朝末年，一方是帝党，主张变法，而另一方是后党，张口闭口老佛爷，必致话不投机，见面不愉快，就不如分，各走各的路。其四是生活习惯有大分歧。生活习惯包罗万象，有些放大，简直可以视为人生之道，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离得太远，互不迁就，也就只能各走各的路。就我的观察所及，有的一对合不久而分，并不是有什么大分歧，而是为一件小事吵了架，一时气不能消，就分了。所以说生活习惯，也应该包括俗话说的“脾气秉性”，这看似小节，也会发展为不可忍，使婚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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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看法是泛论。泛论有大用，是我将以它为眼，看己事，以它为笔，写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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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八十年代后期，我烦人刻一方图章，文曰“六代之民”，六代的第一代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腊月，地道的满清遗民，又生在偏僻的农村，因而早年的生活不能不是乡村而且旧时代的。单说婚姻，我们那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加二早，订婚早和结婚早。估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家隔一家的东邻有个姓石的男性，通称花四，他有个姐姐嫁村南六里侯庄子（属武清县）沈家，病故，沈姓又娶，他呼为续姐姐，生的次女行七，比我小一岁（实际是八个月），他认作外甥女，灵机一动，抽出红丝，就把她和我拴在一起。其后，仍从乡村习惯，于1926年冬天，新算法我和她都是十七岁，就把她娶来，成婚。其时我在通县师范念二年级，等于还没有接触新风，对于这样的婚事也就既说不上欢迎也说不上反对。沈是完全旧式的，缠脚，不识字。貌在中人偏下。但性格好，朴实温顺，以劳动、伺候人为天赋义务，寡言语，任劳任怨。母亲说她好，我也尊重她。旧时代早婚，一个务实的目的是家里添个劳动力，“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还在其次，所以只要外边能找到门路，总是把儿子送出去，求高升，儿媳留在家里做奴婢。这样，我到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她就从乡里之俗，长年劳动，入门伺候公婆、小姑，出门下地上场，做妇女习惯做的活，如拾棉花、摊场之类，到寒暑假，还要伺候丈夫，缝制新的，拆洗旧的。家中任何事，她没有发言权，可能也没有意见；向来不表示感情，因为四德（德言容工）之首位的德规定，妇女是不该动情的。负担这样重，生活这样枯燥，却也有所得，是邻里夸为好媳妇。她有没有烦恼？至少是在婆家，向来没说过。直到后来，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有另一个女性与我相伴的时候，她也不说什么，仍是静默地过日子。我推想，她不说，心里是不会如止水的，是什么力量让她静默地活下去呢？大概是接受了两种“命”：一是几千年来妇女共有的，忍辱负重，为别人；二是自己遇到的，既然情况是这样，也就只好这样。但无论怎么说，这情况总是不美满的，父母二老会不会想到其前因以及如何善后呢？后悔包揽这婚事是不可能的，因为远看，祖祖辈辈，近看，左邻右舍，都是这样。大概也不会想到善后问题，因为除了任其不美满，顺流混下去之外，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那是旧时代，妇女已嫁，夫健在，明言离，另寻佳偶，这条路是不通的；可行的路只有一条，保留夫妻之名，兼取在婆家活下去之实。我也承认这样的现实，但对她，显然，纵使怜悯也力量有限，又因为多年来“伤哉贫也”，也只能每月补贴一点钱，以求她生活能够略容易些。这样延续到八十年代，她去世了。我有时想到这件婚事。她的确是受了一辈子苦，应否完全由我负责？站在她一方，可以这样说。站在我一方呢？忘情过一生，且不说应该不应该，年尚未而立，做得到吗？勉强做，也是苦，应该由谁负责呢？推诸“旧”？可惜它是已然，你怨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自然，华年已逝就可以循另一种思路，比如说，佛家的，就可以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是如果真入了佛门，忘掉解脱也不对吧？那就不得不遁迹山林，修不净观了。总之，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想把围绕着婚事的诸多问题都解决得天衣无缝是几乎不可能的。其实，就是全新而不旧，问题就会减少到可以不再费心费力吗？显然也不是这样。那就结果仍然，至少是有时，还要“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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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是后话，其时的实况是，我正在由旧走向新。这“新”是多方面的，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其一，前面提到过，我念男师范，通县还有女师范，名称对等，人呢，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剪发，粉面，着淡雅旗袍，大脚，走路不扭而潇洒，觉得很可爱。爱，藏于心，也会发酵，孕育幻想，是如果能——那该多好。如果的背后藏有现实，是父母加媒妁那条路，其结果，自己已经感觉到，没有看剪发、大脚那种感情，当然不合适，也就不合理。其二，就在这个时期，我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戏剧，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应该始于浪漫主义，终于“死生契阔”，也就是如串珠，中间的线要是火热的爱。其三，还不只是理想或幻想，已经见到，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有少数，1928年秋革新之后，经过相识，情书（据说有一位曾咬破手指写），而终于与剪发、大脚的成为眷属。其四，是我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我有时也就忘其所以，或说兼为环境所染，至少是心里想，以前没有的，能够变为有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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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敞快，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8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校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就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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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9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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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见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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