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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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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业，指教书。上一个题目所讲，是迷醉于幻想，想编印报刊，直到开书店，这是不甘于到学校去当孩子王。可是大的局势，小的局势，使我的头脑中增加了自知之明，领悟想活，还是只能到某一个学校去当孩子王。这是退守，不光彩吗？其实也是自古而然，以至圣和亚圣为例，都是先则幻想，得其君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及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才回到实际，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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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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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校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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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待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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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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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世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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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自然，它也会使人走入一种可望而难即的诗境，但惟其这更是不可必的，至少是有遐想的时候想到，就仍会觉得可怕。不过怕也罢，不怕也罢，正如一首寻猫的诗所说，是“有时还自来”。何以会又想到这些？是写旧事，追寻四十年代后期生活之影，就想到上课堂面对学生、入家门面对稿纸之外，还编过一种名为《世间解》的月刊，费力不小，也就留下一些值得说说的痕迹，而编这样一种期刊，就更像是完全由于机遇。以下就由机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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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锁链无尽，只好由目力所能及的地方说起。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我困在北京，失业，在北海金鳌玉桥头巧遇通县师范同学大唐（名家桢，字伯枚），不久之后他升官，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我得以滥竽，到馆里充数，每月领几十元钱。其后，为了省时间和鞋底，在鼓楼附近找房，又凭机遇，在后海北岸租到一处，其东邻是和尚修行之处，广化寺。寺是十方性质的大寺，房子多，出家人多。因为有许多院落，就于比丘、沙弥之外，兼住一些与寺中显要人物有关系的在家人以及一些归西而尚未入土的。且说这在家人之中，有赵君介眉，也属于中学教师阶层，大概经过韩君玉西介绍吧，不久我们就熟了，我常到他住的东院南房去闲谈。任人皆知，友谊也如感冒病毒，易于传染，于是渐渐，我同一些出家人也认识了。为首的是住持玉山和尚，河南人，其时约莫年逾不惑，人朴厚，笃于信，自律甚严。在清朝晚年，广化寺的大施主是恭王奕，所以直到民国二三十年，画家溥儒还常到寺里消夏。不知道是不是来于恭王府的施舍，在通县城和北京之间，广化寺还有田十顷。用俗人的标准衡量，寺是大地主，因而寺里的设置也就不寻常，比如食，厨房的厨师有个出身于御膳房的；行呢，自用车有旧新两辆，旧是骡拉的轿车，新是人拉的东洋车。可是玉山和尚不特殊化，晨昏随着僧众上殿诵经，一日三餐，随着僧众吃窝头，初一、十五改善，也只是吃面条而已。行则不管远近，还是恪守行脚的禅风，一步一步走。更值得称赞的是有开明的事业心。先是内，组织年轻僧众为学习班，学一般的文化。和尚吃十方，不便出钱请教师，于是通过赵君介眉，请我布施些入世知识。记得由1946年起，先后讲过逻辑、国文和英文。学习计划还由内扩大到外，是成立了小学，招收附近住户的子女来上学。小学有董事会，我也得一顶董事的帽子。总之，来往增多，关系变为密切，与寺内的出家人，尤其上层的，就都成为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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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我到寺里讲课的时候吧，寺里来个有文化的僧人，法名续可。他是江苏人，估计受过高等教育，何时出家，为什么出家，没问过他。人小个头儿，精明，活动力强，也就难免有些江湖气。因为好活动，活动力强，不久就同我结识，而且不见外，常到我家里来，吃素斋。人健谈，大致说，也谈得来。他还常到天津原日租界大觉兴善寺去住，同天津一些挂居士之名的名人有来往。也许就是因为既有文化又在社会的上层活动，在天津，寺住持喜然，在北京，寺住持玉山，都以上宾之礼相待。上宾是名位换来的，其结果是，就是宣扬万法皆空、向往涅槃的人，也是更加追求名位。这位续可法师设想的取得名位之道是编印有关佛教的期刊。佛教有三宝，佛、法、僧，敬三宝是大功德，于是布施钱财，支持僧人编印宣扬佛法的书刊就成为大功德，善有善报，乃入世间和出世间之人所共信，又于是而经过什么曲折或竟未经过任何曲折，据续可法师说，就有天津某居士愿意出钱赞助，并希望早日出刊。以下该动真格的了，约稿，写稿，发稿，排校，等等，续可法师有自知之明，他办不了，就希望我除拉赞助之外，都担起来。我其时还年轻气盛，又认为成人之美，义不容辞，就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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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如开杂货小店，准备这准备那，择吉开业。先要有个活动之地，承广化寺盛情关照，拨与内西院北房靠东的一间，作为月刊社社址。或更在之前，刊要有个牌号，续可法师拟定佛的一个称号“世间解”，义为世间一切事，他都了解。牌匾定了，更重要的是都卖什么货。赞助者是居士，主办者是比丘，当然主张内容是清一色的佛理。我看过一点点佛教经典，可是头脑里异教的东西太多，比如最高目的的证涅槃，我就一直认为只是玄想。这是说，对于佛教，或佛理，我并未信受，只是过去治人生哲学，把“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生之道而已。且夫人，没有受过整风训练，隐瞒观点是很难的，但也不能不世故，兼顾或多顾有关人士的观点，于是经过交换意见，架上货色就成为大部分是“教”小部分是“学”的混合。这种混合，还定型于我写的“发刊辞”中，抄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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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选定了以显扬佛理为主，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在东方，佛理精深而影响浩大。其次，由于不怀成见，所以对于由浮面看非佛理的研讨人生之道的文章我们也一律刊载，盖道无二，明道与显扬佛理在最后的效应中正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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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调和八股，因为所明之道大有可能是反佛理的。透过字面寻实际，是我这个负主编责任的喜欢“学术”超过喜欢“宗教”，所以就尽可能在三藏的库房里放一些主旨为研讨的文章，以增加学术气氛。本于这样的企图，第一期发表了废名先生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孟不知佛，程（至少是口头上）反佛，竟也挤入牌匾为佛一称号的小铺！但我觉得还不够，在同期的“编辑室杂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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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是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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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期就刊出《食化篇》《理学探原序》《力的宇宙与动的人生》等篇，学术的气味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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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气味浓，还有主观以外的原因，是约稿，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究而不是信徒，所能写，也就必成为论学式的，与始于“如是我闻”的文本不是一路。专就第二期说，偏离办刊主旨的形迹很明显，续可法师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他没说，我想是因为一，约稿不容易，不收这些，架上无货，就难得开业；或竟是二，比喻主办者是坐轿的，写稿人是抬轿的，抬轿的都是名手，坐轿的就既舒服又冠冕。实际也是这样，两三期发出去，反映不坏，续可法师就更成为佛教界的名人。且说这些抬轿的，有常常出面的，是顾随、熊十力、废名、王恩洋、虞愚、吴晓铃、任继愈、（印度）师觉月等，有间或出面的，是韩清净、俞平伯、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等。出力最多的是顾随先生，写一篇连载的谈禅的文章《揣龠录》，每期不缺。同学中，吴晓铃给的帮助最大，不但自己写和译，还代约人写和译，如师觉月教授是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的院长，恰巧来北京大学讲学，就是借他认识的光，给月刊写了六篇之多。我呢，因为一则少所知，二则没有时间，只写了一篇《关于度苦》（刊于第二期），虽然也说了些肯定宗教信仰的好话，却仍有不少外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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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性质之外，还想说说编印事务。经费有限，不能多用人。续可法师经常住天津，就是来北京，也是述而不作。找个鼓楼时期的同事黄君来帮忙，也只能做包装期刊、跑跑邮局一类事。于是约稿、编稿，直到跑印刷厂、发稿、校对，都要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我是另有正式职业的，就每天还要到贝满女中去上课。还有准职业，为京津二地的两种报纸写专栏。此外是广化寺的奉送课，也要上。总之，情况就成为，纵使说不上苦不堪言，也总是忙不堪言。其中还有越渴越吃盐的，是在宣武门外长城印刷厂印了五期之后，找承印的地方总是不顺利。就这样，天天骑车各处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闯过多种困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止，计迟延了三个月，因为政局即将有大变化，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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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如果让算盘当家，就我说确是一件大喜事，所谓立即成为一身轻是也。事业小，结束问题也容易处理。定阅户不多，且是一年将满，容易清理。剩一些纸，卖，作为结束开销。剩一些期刊，卖不出去，量不大，搬到我家里（放很久才当作废纸处理了）。办公用具也很少，如刊头和一些锌版等，也包起来放在我家里。较重要的是一些文稿，现在还记得的有废名先生一篇，存起来，也许至今还卧在我屋内的某一个箱箧里吧？还有顾随先生一篇，《揣龠录》的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题为《末后句》。这篇因停刊而未能问世，我一直感到遗憾，也就只好“韫椟而藏”之。幸而借叶嘉莹女士外援的光，顾先生的文集能于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揣龠录》，起用《世间解》的十一期刊文以及我的珍藏《末后句》，终于与世人见面了。事业结束，照例人也要星散。黄君家在北京，当然要回家。他贫困，社会关系少，过了不短的时间吧，才由我介绍，到广济寺的传达室去工作。后来告退家居，“文化大革命”当中还见过一面，说初起时，儿妇胆小，吓得要死，搜检家里书，不管什么内容，都拿到院里烧，他乘儿妇不注意，才把两部旧小说藏到床底下。又过些时候，收到他儿子的来信，说病了些日子，治不好，作古了。续可法师则更早地归了西。也许还在天津解放之前吧，他移住上海某大寺。我们通过信，还由上海给我买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时传来消息，说很活跃，还常常到外地讲经。记得是1955年，见到瑞应寺的德清（？）法师，他告诉我，某运动中续可法师受到批判，投黄浦江死了。何以这样脆弱呢？一种可能是为名位所累，荣惯了，来些辱就受不了。如果竟是这样，我之帮助编《世间解》，就是欲福之反而祸之了。但木已成舟，说悔说不悔就都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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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说说将及半个世纪的现在，有时想到这个月刊，我有什么感触。计可以凑三项，都是如意的。其一，是精力的今昔对比，想到目前，虽然不免有些感伤，可是回顾昔日，就真是可以眉飞色舞了。那是挤一点点业余时间，唱独角戏，支持一种月刊，出版一年。像是也没有觉得精疲力竭，累得不能支持。如果是现在，那就连想也不敢想。不只我不敢想，就是领其带、高其跟的许多年轻人，也不会拍拍胸膛，慨当以慷地说“我可以试试”吧？这样说，关于个人的能力，我虽然一贯有自知之明，却也无妨学一次高高在上者的个人迷信，说：“想当年我也有超过凡人之才，只是小露锋芒就编了一年《世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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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形，并进而吹牛，是笑谈。还是转为说其二，正经的，这是借约稿的机会，得亲近许多贤哲的謦欬。人不少，都是师辈，学识，性格，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但有个共同点，是都近学问而远世俗，重义而轻利。学问，太专，不好讲，只说待人接物，如见面最多的顾随、熊十力、废名几位先生，都是古道热肠，面对片时，使人顿失鄙吝之心。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由这个角度看，我编《世间解》一年，费力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奔走于诸位师辈之门，最后算总账，所受教益还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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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经过多次运动，保存的一份《世间解》却仍健在，有时翻开看看，也许“文章是自己的好”扩张为报刊也是自己的好，竟还是印象不坏。这自然是来于私见，认为嗅到的一种气，离学术近，离迷信远。迷信万端，举三种为例。一种可称为福报型，如《聊斋志异》一类书所写，某某供养观世音菩萨，遇灾难，就有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另一种可称为诵经型，比如宣扬所见所闻诸事物皆非实有，问何以知之，举证是《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一种可称为玄想型，如日本铃木大拙讲参禅，说参就可以（己身）与外物合而为一，悟后的禅师长啸一声，可以震动乾坤就是。可以自慰，是《世间解》，世人视为一种佛学杂志，却没有这些。而所有，因为是平心静气治学，有时就真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也举个这次翻检碰到的例。是前几年，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其中引玄奘译本（有七种译本）《心经》，中间部分是这样标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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