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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三五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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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指三反五反运动，时间大致是由1952年1月末或2月初起，到同年7月结束。三加五，八种，都有什么，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只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贪污，因为许多人受审查，被监禁，是由于管钱，我呢，不管钱，可是也被拉进去，而且挣来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提前说帽子，是侦探小说的写法，推想迷恋《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读者对这一篇会有偏爱，并急于想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是语云，心忙吃不了慢火饭，还是请不要急，听我慢慢说。反贪污，意甚善也。这是置身于那时候说，如果换为置身于现在当下，我敢保证，若干亿小民，一定要高呼“好极了”的。可见更重要的，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以及能不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还是说那时候，办法是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何以言之？举一新一旧为证。新是一对来于解放区的夫妇，都在出版总署工作，夫管钱，妇不管钱。人都正派，艰苦朴素，热心革命事业。运动来了，大胆怀疑，夫被监禁，反省，并动员妇揭发。夫如何，不知道；妇呢，揭，没有，不揭，对不起党，天天哭得死去活来。我其时正在自顾不暇，但听到见到，也觉得无证而如此怀疑，是信力而不要理，单由效果方面看也会事与愿违。再说旧，是一个不很熟的朋友，已忘其名，解放后在某单位工作，某单位的职工要做制服，他介绍到他的朋友（同我也很熟）经营的一个服装厂去做。事过之后，厂表示感谢，送他一身衣服。在旧时代，这是礼，不算贿赂，如我的同乡王仙洲律师就曾送我一副张伯英写的对联，因为我的一个熟人为什么事打官司，找我介绍律师，我曾介绍去找他。仍是置身于旧时代说旧，这样的礼还不能不受，因为不受，人将疑为嫌礼太轻。还是说这位朋友，从旧习惯，接受一身衣服，运动来了，算作贪污，刚一揭发，自己觉得无面目见人，当夜就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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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自己。我不管钱，但拿了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学》的编委费每月三十元，就与运动拉上关系。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当然都是国家承认的，但我拿编委费，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这就可以赶入大胆怀疑的网。怀疑，是问违法不违法。不幸是我们没有法；即使有，来了运动，你说法律并没有禁止业余为“地上”的报刊审稿，就不再有用。情势是只能听候处治。早的一阵风是由本单位的一个什么小组刮来，找谈话，追问与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的关系。为《语文教学》约稿，是公开的，用不着隐瞒，也无法隐瞒。其他还有审稿，拿编委费，戴上旧眼镜看，我于心无愧。但我已经确知，某种事对不对，算不算犯罪，判定之权不在常情和法律手里，而在运动手里，就是说，追问的一阵风已经可以暗示或明示，紧跟着来的必是更大的风以及判定为犯罪。果然不出所料，小组追问很快就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代，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这样，多方调查，抓不着小偷小摸，如何上纲？是说我同张、马二君谈到过中小学或中小学课本的情况，这是为勾结资本家而泄漏了国家机密。出言定案，其后是照常上班工作，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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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到静候处理这一段，心情也值得说说。说句狂妄的话，在风起之前，我，同许多人一样，还是有些自信甚至自负的。霹雳一声，顷刻间变为坏蛋和罪犯，内心的震动过大，有个时期简直承受不了。正如在噩梦中，天地易色，周围都是刀箭，生路断了。混乱中想到过逃避之道，但立即想到包括老中青三代的家，直到卧在橱中架上的一些书。我更加明白，我是常人，在“天命之谓性”的制约之下，是弱者，只要还有可能，就愿意仍旧活下去，而且不到此为止，还愿意自己的亲近人也仍旧活下去。至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眼前的路就减缩为一条，忍而待之。但是会待来什么呢？既然无法可依，也许会判刑，发出去劳改吧？我怕，因为想到与家里人的别离，以及其后的苦难。但这些，无论依照旧世故还是依照新世故，都不能说，所以可行之道还是一个字，忍。而忍，是后来领悟并越来越明晰的一种适应新风的生活之道。何以言之？不惜现身说法而以金针度人，是忍，多重复，就会培育出一种大大超过佛门忍辱波罗蜜的韧力，而此韧力，仍借用佛门的语言，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为了意义的鲜明确切，还不得不现身说法，是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到干校接受改造，也曾受批斗，而且不只一次，因为已经具有来于忍的韧力，批斗之时，就可以心游天外，甚至觉得好玩，批斗之后，带着笑容往食堂买饭，如果碰巧是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就买一盘，还是吃得很香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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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应该转回来，继续说下文。记得是五月，运动像是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结束。需要处理的人太多，常态的法院管不过来，也管不了，各单位都组织法庭，曰人民法庭，由本单位的领导挂帅，处理本单位的案件。开庭两次，第一次审，核对“罪行”；第二次判，宣布如何处分。只记得第二次是在我住北大三院时期经常过其门的坐落在东安门大街路南的真光电影院，审判长为署长胡愈之，两旁还坐着叶圣陶先生和周建人先生吧，我的处分是机关管制一年。虽然罪名是贪污，各种列名之表都要注明为贪污分子，可是照常在所属单位工作，显然还是以教育为主。当然没有上诉一说；有也不敢，因为那会构成新的一反，如何处理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是还有语云，名者，实之宾也，有了贪污、受管制之名，就不能不流转为实，这实是：一，成立三人管制小组，组员为霍得元（代表党），隋树森（代表编辑室，其时我已调总编室检查科工作，隋是科长），还有一位记不清了，也许是其时任总编室主任、后来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就死在那里的卢芷芬吧，我每周要写一份思想和行动的汇报，交小组审查；二，停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十六元；三，开除工会，有些会议不准参加，因为我已经不是“人民”。三种措施，以不发工资为最重大，因为八口之家，都没有辟谷的道术，平均每人一个月二元，想活就太难了。其次是写汇报，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又稍通八股文作法，也没有什么难写的，只是想到这种毫无用处的浪费，总不免于烦腻。剩下的不入会和不参加会，也许反而有所得吧，因为就可以不交工会会费，其他人去开会，我可以借非人民的光，读一些人民性不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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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推想有些“仁者爱人”的人会猜想，我一定要咬牙切齿了。曰不然，而是大相反，顶礼膜拜。何以反应如此反常？有理由，而且不只一种。计有四种，依次说来：其一，逼令交代罪行，所用办法只是批斗、囚禁，始终未用肉刑，与十几年后的红卫英雄轻则打、重则杀相比，总是如在天上了，岂可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哉。其二，与五年之后，有些人只是说了几句心口如一的话，就加更重之冠，发往北大荒，多年不能效北雁之南飞相比，我原地踏步，早晚还能看看家里人的笑脸或愁容，情况就不只是如在天上，而是如在九天之上了。其三，只是过了半年，不知道由什么人决定，不声不响，到发工资时候，我领得的不再是十六元的生活费，而是官复原职的若干元，这像是可以表示，至少是我所属的这个单位，还没有忘记公道人情。其四，是个最大最大块头的，是我经一事，长一智，更加明白，这新形势，在上者可以灵机一动，出言即法，而这样的法是不顾公道人情的，想活，就要百分谨慎，最好是学皇清某大人的居官之道，不说话，净磕头。也就是变这样的居官之道为处世之道，1957年的整风，我平平安安地度过来，这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是一顶贪污分子帽子之赐，也总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吧？如是，而不顶礼膜拜，那就真成为恩将仇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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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之前，浏览某君的某篇大作，见其中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勾起我一些感慨，想再说几句。由五十年代初期算起，三十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古稀之后还健在，并幸或不幸，还在原单位面对书稿。老子，“戒之在得”，还戒之在放，我竟有兴趣拿起笔来，写些不三不四的。承报、刊、出版诸社的编辑大人宽厚，居然就换来一些稿酬。且说这些不三不四之文，有些或有的部分，我坦白，是占用公家不少时间写的，而传与以上说的诸社，就不免有些里应外合，一般是请吃饭，兼送礼，用贬义语，可以称为互相勾结，如果是三十年前的河东，就会加贪污分子之冠，而且不只一顶，可是实际已是三十年后的河西，我的所得就成为，除钞票之外，还有学者和作家的荣誉。莫非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吗？总是值得长太息了。再说个更大的变动，是由河东而河西，贪污的消长情况。上面说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目的的主要一项是根除贪污，连我这加贪污分子之冠的也说意甚善也。可是不唯心而唯物，即由效果方面看，根除没根除呢？河东早已成为往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单说三十年后的河西，那就用不着调查，只凭见闻就可以知道，贪污已经发荣滋长，性质，由“管钱”扩张为“有权”（纵使是沙粒那样小的），数量，由原来的万八千扩张为今日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原因，一言难尽，要由社会学家（或者还要加上法学家和道德学家）集成什么小组去研究。但有一点是铁板钉（去声）钉不容置疑的，是1952年，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以为大力一压就会导致天下太平，结果并没有如愿。即如我这个受惩治的“贪污分子”，受惩治之前可以不提，受惩治之后，直到执笔的现在，时间长到四十有四年，扪着胸口说良心话，还是一文钱也没贪污过，是运动中加冠之所赐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人也许会说，那是因为你既不管钱又不有权，没有机会。“予岂好辩哉！”不得不说几句大话，是不贪污，不是由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了教育，而是多年来一直认为，有许多有价值的，比金钱和享受更值得追求。这有价值的事物中，有个分量不很重的，是朴素，其消极的涵义是不看重钱。转为说教育，也不是没有所受，甚至提高，说有所悟，是迷信压力，不讲理，脚站在河东，以为胜利了，但自然规律所定，还有三十年河西，姑且算作曾经胜利，能够维持长久不变吗？岂止不能维持，还会随来后遗症，是拿鞭子的与被鞭打的都不讲理，被迫喷气式的不再要脸，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将飘流到何处，就大值得思考了。过于悲观了吗？昔人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请孟老夫子出来代言，“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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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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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一而再、再而三借用先贤子路这句话为文题；如果不恕，我还有推卸之辞，是我也不愿意因贫而伤哉，其奈客观情势不容许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何。上一篇已经讲清楚，我因为：一，与张、马二君是多年的朋友；二，穷困，帮助他们编《语文教学》月刊，得些固定收入，可以补充日用，上以事二母（生母及岳母），下以畜妻女，想不到就犯了罪，减了工资收入，加了贪污分子之冠。这“意表之外”的祸带来多种困难，可以总括为唯心和唯物两大类。唯心是这冠与头上戴的方巾、瓜皮小帽等不同，无形，就可以装作未戴，化为具体问题是，对什么人隐，对什么人不隐，斟酌是负担；不隐而说，隐而不说，同样是负担。为了节省纸张及读者的慧目之力，想只举个家门内的例，以偏概全，一了百了。这是对于结发之人要不隐，因为要靠她来分忧；对孩子就正好相反，要隐，因为她们正在上学，到学校，面对老师和同学，心里想着家长是贪污分子，受管制处分，日子怎么过？唯物的困难就既重大又复杂，只能不避繁琐，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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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已经说明，由受处分那时候起，每月的法定收入成为一十六元，用除法算大易，八口之家，恰好一个人得二元整。这就带来一种颇像康德所说“二律背驰”（用蓝公武译语）的情况：一方面是必不能活，一方面是一定要活。对于哲学领域的二律背驰，康德的处理办法是纯粹理性自承无能为力，即撤退。在家常日子的领域内就不能用撤退之法，因为“一定要活”这个判断，无论问进口的上帝还是问土产的“天命之谓性”，都不能略打折扣。开门见山说吧，我必须想办法弄钱。理论上，靠自力，办法也不少。抢劫是一种办法，偷盗是另一种办法。可惜是我择术不慎，走了书呆子的路，“身”没有抢劫、偷盗之力；更难办的是还有“心”管着，积极，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消极，清夜自思，深怕愧于屋漏。理论天高皇帝远，新语曰不能解决问题，只好退守实际，量力而为。而说到（己）力，我说过无数次，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换几文小钱之外，什么也不会。三反五反之前，“勾结资本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现在是，据说，《语文教学》停刊了，连带大众书店也关门了；即使还营业、出刊，我还敢到那里卖白纸上的黑字吗？不要说卖，就是与张、马二君，也是从此就一刀两断，不敢再通音问。活路的一条堵死了。还有另一条是《现代佛学》，曾写稿拿稿酬，估计可以不算违法；每月拿编辑费（不是有名无实，是真负责编）二十元呢？不只不知道算违法不算违法，简直连问也不敢。据说是今之兵法，凡事要往最坏处想，那就假定为违法吧，怎么办？我也兴起过辞去一身轻的想法，可是看看妻女面上的菜色，接着算账，每月定数二十元，稿酬平均以十五元计，共三十五元，舍去，就会更难活命，权衡各方面的轻重，最后还是想活的欲望占了上风，决定隐匿不报。隐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合适了，于是给《现代佛学》写文章，成篇之后就随意署个笔名。总是为穷困所迫，还用这个办法给《语文学习》写过文章。何以还记得？是整风时期，我这微末人物也竟有人光顾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给《语文学习》写文章，不用真名而用笔名。幸而我们的文网还没有密到连用笔名也算犯罪，我心中忐忑了一阵子，没有人来命令交代，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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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卖白纸上黑字的路走完了，我黔驴技穷，还是不能活，就还要想办法。家中老中幼三代，两端的六口当然无挣钱能力，只剩下“中”一口，女性，文，化不高，武，身不强，但是语云，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况人乎？于是绞尽脑汁，找机会。究竟是比我这黔驴还不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只找到机会两种，一种是给人看（读平声）小孩，另一种是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所得必很可怜，而能得却又大不易。何以不易？要为不知者道。先说看孩子，是同院西房来于四川的一对青年夫妇的小男孩，两岁，略知人事，却又不能自我约束，也就除入睡以外，不能离开人。而我家里这位中，且不说“衣”，单是“食”，数口之家，上市买，到厨房做，一日三餐，又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围着别人家的孩子打转转！然而，正如我之为二十元与活命的血肉相连而隐匿《现代佛学》的编辑费不报，她如果肯打转转也是每月二十元，也就只好咬牙承担下来。之后，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幸而她有个稀有的美德，忍而不怨，因而困难就像是不太大而慢慢流过去。不幸是好景偏偏不常，只是一个月有半，这对四川夫妇搬到西城朋友家去住，这每月的二十元竟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妻所得应该是三十元，人家客气，给两个整月的。且说这四十元，还可以引来后话，而且是两本（话本之本）。其一是“大革命”时期，我这位一生坚守家门的中也要交代历史，如果没有这四十元，她就可以说一生没领过工资，多清白干脆，由这个角度说，这四十元就成为“污点”，至少是累赘了。其二是回顾往昔，我阮囊不羞涩之时，以钱救人急的次数不少，数目不小，我都希望双方统统忘却；可是受人之惠，记得共三笔，1937年卢玉柱十元，1974年王景徽兄二百元，其中一笔就是1952年这对四川夫妇多付的十元，我都想还，或报，可惜景徽兄早已作古，卢玉柱和那对夫妇，不知在何处了。我在这里唠叨这些，是想利用一次整风时某天才的天才发明，“交心”，以略清心头之债。这债是一，我不劳而得的二百二十元，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往地下，永世不忘。还有二，敢敬告大胆怀疑以及视我为贪污分子的诸君，到执笔写这些话为止，我不劳而得之钱，八十余年，也只是这三笔，共二百二十元，如果连这也不能算贪污，则诸君就成为多劳而无获，对于为我而多劳，我就只能赔礼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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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个弄钱的机会，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困难比看孩子就大多了。可有可无的旧物不多，值钱的更少，这是欲卖而无货的第一难。还有二，要起早，或手提或背负赶往小市，身不强就会特别劳累。还有三，走到，摆摊，恭候买主掏钱而未必有买主。最后还有个更大的难，是必须使脸皮变厚。我这位中出身于破落世家，出嫁前还赶上些流风余韵，以上市购物为例，她说是入我的寒门之后，第一次进商店，同售货员搭话，说买什么，是壮了胆，舍去羞，才完成此大举的。现在要变买（暗示有路）为卖（暗示无路），就必须壮胆如斗，舍羞为零。可是她并未表示为难，我想是孩子的总是感到吃不饱给了她力量，她把一切都抛开，只想由小市回来，能够带回三两块钱，哪怕只是块八毛钱也好。记得若干年之后，孩子们有时还说：“妈妈上小市卖东西，回来，卖没卖，我们一看脸色就知道，有笑容就是卖了。”还要感谢她，乱七八糟的卖了不少，却没卖一本书，是我舍不得，她不只谅解，也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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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就是如此挣扎，有时来了不时之需（如病），还是不免于必须立刻拿出钱而袋内空空，那就要到几个可告以难言之隐的同学处去借，多则一二十，少则三五块。不说告帮而说借，是因为他们比我也好不了很多。这样的钱，绝大部分勤借勤还，少数，到我有可能卖白纸上黑字的时候就拼命写，兼以省吃俭用，也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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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账还钱，还了，像是文也可以打住了。可是因为钱，单是在这本书里就，“伤哉”三次，总该有些感慨吧？确是有，那就说说。用吾乡某先辈的处世壮语，凡事要先及其国，后及其家，先说国。记得西方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求人服（听话），与其给他幸福，不如给他痛苦”。这秘诀，其实唐周兴、明魏忠贤之流早已用了，只是未总结为定理并广而告之。更上推，如求河源，那就应该说是法家精神，只求速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我呢，正如某君所评，思想落后，总觉得，想长治久安，还是走儒家的路好，那是“以德服人”加“养生丧死无憾”。假定这种想法不错，则迷信并使用压力，使有些人不能活，这妙法究竟合适不合适，就很值得研究了。还是归结到钱，我以为，为国者首先要做的是使人民都有适度的钱，以便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不如此，而用使之无钱的办法以求人服国治，在三十年开头的河东时期也许像是可以如愿，到三十年后的河西时期，情况如何，就要走着瞧了。由“走”和“西”，思路就不由得飞出去，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北欧诸国，据眼见的人说，他们的名号是福利国家，实际也是，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只要有一条命，就总会有活路，所以他们就取得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其向压力跪拜，还是多看看人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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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转到及其家，承室中人推我为一家之主，无妨只说我自己。为钱少已经“伤哉”三次，我当然不会轻视钱。但我不是拜金主义者，因为既不想多存，又不想多享乐。由正面说，是只想维持这样一种情况：过朴素的日子（用形象化写法是可以食无鱼，出无车，室内无地毯，老伴颈上指上没有黄澄澄，等等），不为难；还有些余力，可以应不时之需（包括救亲友之急）。再多，我以为没有用。还会有反作用，比如，像是古语就曾见，“庄稼汉多收五斗粮，便思易妻”，至少站在诸女士的立场，还是以不多收为好，那就可以知足常乐，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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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辛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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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辛安亭先生是出版社的副社长，由兰州调来，比我到社晚一些。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五六十年代之间，他离开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想不到其后转为不治之症，于1988年末作古，不知道弥留之际在何处，也就未能去看他，因而有时想起他就特别怀念。他山西人，长我五岁，像是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或稍前稍后），他也在北大上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建国以后在兰州教育部门（兰州大学？）工作。想是还主持过编教材的工作，所以为充实中央编教材的力量，把他调来北京；接着以他之介，把王微也调来北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为我的直接上司。这里单说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我第一次看见，也许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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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常看见他。他住在出版总署门外以东不远，每天准时上班，一身朴素的制服，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看文件和书稿，很少到院里来。来往的路上遇见社里人，认识，必是点头微笑，很少说话。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听说一件可以算作轶事的。他家里只夫妇二人，妇也是山西人，姓卫名明，家庭妇女，脚像是先缠而后解放的。所吃不多，但也要购进粮食。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费力地扛到家。由一般处世随和的人看，这样狷介似乎洁身太过，反而不近人情。我的体会，是他觉得位在他人之上，就决不该让别人伺候自己。他的心不容许自己高高在上，指使无位的人惶恐听命，这就是辛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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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己复礼的作风，我也亲历一次。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工作。检查科，顾名思义，是书稿编成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失误和缺漏，我扩大范围，兼做修润工作。其时正是迷信苏联，事事学老大哥的时期，因而交来修润的，有些是俄语汉译的书稿。我不懂俄语，有言在先，是只管“达”（即通顺，像汉语），不管“信”（假定译文的意思不错）。可惜送来某女士的译文，离汉语习惯很远，改动就不能不大。常情，女士是更重视脸面的，改动大，不好看，于是照韩文公的高论，不平则鸣，辛安亭大概是负责编辑业务的，她就到辛安亭那里诉苦。辛安亭处理什么事，总是一碗水端平，于是找我，说明情况之后，问我能不能少改一些。我说：“我多年审稿改稿，拿起笔不会客气，总要做到自己认为满意才交出去。她不愿意多改动，可以不交我改；让我改，我就只能这样做。”我的态度和言语都偏于生硬，他听了，还是那样平静温和，说：“就谈到这里吧。”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那位女士又来，说细看看，觉得确是比原来好了。他告诉我，意思显然是我做得对，希望我对上次的小波澜不要介意。我和他的公事交往只此一次，但也能感到，他对人，居心总是宽厚，态度总是尊重，在新时代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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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个很少见的习惯，是心口如一，比如什么事，出于钦定，他人都堂下百诺、至少是隐忍不言的时候，他却提出疑问。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时候，眼所见是家家做家破的准备（如处理贵重家当之类），耳所闻则是一片欢呼声，他为什么事回家乡一次，回来就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因为农村的情况远不像说的那样。为这样的实心话，他受到批判，也许不久就证明他的话并不错吧，像是没受什么处分。是后话，不记得听谁说，他因为思想偏右，心口如一，几乎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犯错误，重则受到批判，轻则受到批评。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这样的“缺点”，在出版社也许只是几年吧，他又调回兰州了，听说是到兰州大学做领导工作。王微没有跟着回去，想是因为，虽然也对人宽厚，处理事情稳重，却嘴严，不说不合时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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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加过冠的，又适应新风，对于像辛安亭这样的人，虽然敬重，愿意亲近，却不敢通音问。就这样，将近二十年，我和他天各一方，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了。也曾听人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推想必是有时工作、有时休养吧。是1976年的春天，我早已由干校放还，应南京郭翼舟兄和苏州王芝九兄之约，于4月15日到南京，由他们二位陪伴，游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诸地。18日到苏州，住在芝九兄家，游各名胜。知道辛安亭在太湖边养病，26日游光福、司徒庙、邓尉山等地，我们三人就乘车到太湖桥，登山，往铁路疗养院去看他。他精神还好，只是显得衰弱，例如那一天天气很好，我们穿得薄还觉得热，他却穿很厚的衣服。态度还是那样温厚，见到我们，不只很高兴，还表现为很感激的样子。他夫人卫明女士也在，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那样温厚，总是想方设法招待我们。其时已经是中午，疗养院的开饭时间已过，还是非留我们吃饭不可。我们也乐得享受一次厚意的温暖，就吃了食堂补做的肉丝冬笋面条。我们问他的病，是肺气肿，说休养一个时期，好多了。饭后，我们辞出，他们一定要送，站在高处看着我们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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