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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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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少小离家老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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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1年4月22日离开干校，次日上午回到北京暂住的家，记得又过一天，为我联系去处的两位校友（社里的党员同事）就来我家，告诉我联系的情况，像是还曾有不愿收的意思。但既已收了，就要照政策办事，从速移户口还乡。估计他们来，还有督促的意思，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我安置在京城外的一个地方。家乡不愿意收，我不愿意去（因为要由无大困难变为有大困难），可是这两位还要各处奔走（曾往张家口、香河），因为其时的局势是只信权，不讲理，更不顾小民的苦难。我户口在北京，要自己去把户口移到个既无亲属又无生活条件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我嘴里不敢说，心里明白，是我们的一切，决定之权不是“法”，或退一步，“情理”，而是至上的灵机一动。但既已多年如此，为了平安地活下去，处世奇术也就只剩一条，是绝对服从，并装作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事实是有想法，比如曾设想，可以装病，到张家口去疗养，拖延，不去迁户口，北京市不知道，不会来催，干校越来越冷清，还有精神管这鸡毛蒜皮的事吗？但立刻就转念，如果追问，扣一顶抗命的帽子，抗命者，反革命也，这还了得！所以三十六计，仍以遵命为上计，让回去就回去，保命为上。事后，有人说风凉话，认为我如此顺从，多受好多苦，不合算。我说，就说是不合算吧，所失究竟不多（也许还有所得，详下）；而有些人呢，如吴祖光先生所说，某戏剧名家只是因为过于听话，三十年，竟是一片空白，小巫大巫，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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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还乡。由迁户口说起。北京大学的住户属海淀派出所管，迁户口，要带着户口本以及其他粮本、副食本等，到南大街附近的派出所去办。去之前，家里曾开个小会，因为头脑里还有学习“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影像，怕派出所顺水推舟，让没有职业的老伴也随着下乡，都知道乡下生活苦，所以也定个对策，是能够少下去一个就少下去一个。如果派出所坚持必须一齐迁出怎么办？二女儿的意见：那就暂不迁，回来，先办离婚手续，再去迁户口。大家同意这坚决少下乡的策略，我带着离婚的决心，于26日去派出所。接待的是个四十上下岁的民警，我说明原委，他看看户口本，果然说：“你老伴呢？”我说是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我一个人下去。那位没说什么，拿起笔，该抹的抹，该填的填，只几分钟，我这整整四十年的住户就“押出国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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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热打铁，隔一天就往广渠门外马圈开往东南方向的长途汽车站买次日车票。其实距北京不过八九十公里，高速车一小时可到，却整整用了一天。29日晨六时起床，到马圈，车坏了，修理，拖延到近午才开车。到大孟庄下车，还离家二十里，天已热，慢慢向东走，到家已经是下午六时。村里人还都熟，见面，外表都过得去，当然，心里会说：想不到你也倒了霉，被赶回家。一其实，如果有家，在熟悉的屋子里，吃睡，都有家里人在眼前，也不至这样狼狈。糟糕的是家里人都外出，房子无人住，用为生产队的队部。我从家里原来的所属，算作第五生产队的社员。当晚办完入队（入公社？）手续，就住在队部。家里大变样，临街的门和院墙，中门以及两旁的墙，都没有了；正院东房三间，由土改时分得的一家拆走了；北房五间尚在，靠东三间成为生产队的办公处，靠西两间用作粮库；西房三间也在，靠南一间由一家无房的石姓住，靠北一间用作粮库，腾清后修整为住屋，给我。且说这间西房，二十年代早期建成，曾用作牲畜的居住之所，大概是三十、四十年代之间，改为人的卧室，我记得还住过，现在成为我的安身之地，想想，不能不有“人间如梦”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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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办完，乐得还没有安身之地，理直气壮地回北京。决定多流连一天，看看镇上集市的情况，五一先到天津，看看亲友，然后回北京。家乡离天津近，约五十公里，来往人多，交通比较方便，所以五一这一天，先到村西三里张庄马表弟（三姑母之子）家，吃过午饭，由他们村西口外上汽车，刚过中午就到了天津。住三夜，看了最近的亲友，于五四乘火车回北京。又得先公后私。公还不只一件。其一可以坐待，是那联系去处的二位又来，问迁户口的情况。据实陈述，我们都取得遵命的善果；至于这个果，我将来怎么往下吞，下命令以及执行命令的人当然就不会挂心了。其二是我已经失掉北京户口，回来，虽然同住的是相伴近三十年的老伴，终归不能算合“法”，因为没有允许住的证明。这是说，要报临时户口，而报临时户口，又要先有我所属的什么社、什么队的证明。枷锁这样多，我不由得想到《史记·商君列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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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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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嗟乎”完了，就是有兴趣，接着读《苏秦列传》，读完了，还是要去报临时户口，不然，虽然实际是自己的家，住，来查，也许就要“坐之”的。计自1971年4月我因苛政而失掉北京户口，到1979年2月落实政策而户口回北京，将近八年，为这临时户口，我受的折磨也是一言难尽。例如到严冬，室内降至零下3度，水缸结冰，我想回北京，去大队开路条（许外出的证明），有权开的人说不行，我就只好不走，仍旧咬牙忍受。依情理，（如果有法）依法，我可以问为什么不许走，可是二十多年的治术，都是上上下下的有权者，出言即是法，就是正义，不许怀疑，更不许问。怎么办？忍加等待，等有权者一阵心地平和，大笔一挥，盖个印记，我再起程。到北京，有路条，报临时户口不难，但有期限，至多三个月吧，到时候要去续。八年，终于混过来了，现在回顾，就禁不住要问，一，如此不惮烦，究竟有什么获得？二，不许如此，不许如彼，这权力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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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之最大患是决定忍、只能忍而仍想问。知过必改，也就不再想这些，专心准备还乡的一切琐碎事。主要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是那间房，要腾清，修整到能住。这看来不难，只是三五日之功，其实不然。原因很多，只说其荦荦大者，是：一，不管吹为伟大也好，吹为灿烂也好，反正闭门自省，要承认自私是自古而然，于今为烈，修房于己无利，当然就不想动；二，二十余年说了算的传统，孕育成一种反常现象，是小官反而有更多的官僚主义。其结果是我为了表示有遵命的高尚品德，几次写信问，或不答，答，总是还没弄好。直到约百日之后，9月中，说大致完成，可以去看看。我带着我的少信哲学，去了一次。看，屋内粮食移出，靠窗给盘了一铺土炕，只此而已。求糊窗糊顶棚，说可以；但有室无门（原有门，哪里去了？都知道，我不知道，也不便问），有炕无席，言明须我自备。他们的原则是不花一文钱，收干校安家费几百元，算作意外获得。我既不要求，又不追问，因为二十几年的经验，深知要活得平安，就必须不想讲理的理。房总算有了，再说准备的第二类，生活用具，如果把身上穿的、眼睛看的（书）也算在内，琐琐碎碎，数量也不会少。单说与吃与用有关的，绝大部分可以由家里拿，少数，如书桌、水桶之类，就要买。买，也有个原则，是只求能用，越省钱越好。时间长，到10月，连煤球都买了，总算万事俱备，只待找车。再说这等待回乡的几个月，还忙里偷闲，远，到张家口和宣化，近，到西山温泉，或住几天，或只是看看，人，天命所定，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进取，可笑吗？能笑就笑一两声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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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笑完了，就还要说真格的，办真格的，即找车，下乡。其时，比不了改革开放的现在，什么都不方便，找车自然也不例外，奔跑，托熟人，好容易才找到一辆，名为北京130。定10月14日起行，头一天忙到半夜，把应带的装好捆好。14日晨车来，送的人不少。开车，四女儿跟着去，有名实二用：实是帮助安顿，以期困难可以少一些；名是暗示乡里，还有人管，并未到日暮途穷的地步。车沿京津公路东南行，不知为何，到大孟庄未转东，仍南行，到杨村转北，到村里恰好是中午。村里不少人来，情面是帮助卸车，心里大概是看热闹吧，少数，如小学同学石卓卿，推想会有怜悯之心，可是也只能“相视而笑”。幸而人有了生，就具有一种神妙的本领，是对于已然的，能够安之。我之被赶出都门，到乡村过自炊自食的生活，到用具等抬进屋，成为已然，我不得不安之，乡邻也就随着安之。第二天，四女儿走了，我开始走上人生的另一条路，而断断续续，这样的生活竟延续了五年。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故乡剩的八间房都倒了，这种自炊自食的生活随着也倒了。但影像并没有绝灭，而最清晰的是初到的时候。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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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白首转西厢。稚幼争窥户，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天外一牛郎。默数晨鸡唱，方知夏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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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成，有人看到，欣赏“榻前多鼠妇，天外一牛郎”一联，说不虚下乡一行。我喟然叹曰：“以长时间难忍的困苦换十个字的对偶，代价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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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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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立刻想到某些自负为先进的人物必批而评之，曰怕困难，正好证明自己落后，因为力争上游，就要信“一不怕苦”，并黾勉行之。不得已，入话之前，又要辩解几句。先是要随佛门之后，承认世间有苦。记得我还发过高论或谬论，是能享乐算不了本事，能受苦才是大本事。何以这样说？是因为有此本事，碰到不能避之苦，才可以不以为苦，或说不感到过于难忍。这样说，我之推重受苦，最终的目的仍是减苦，或不忌贪多，说求乐。避苦求乐，是“天命之谓性”，所以受苦是不得已；如果得已，最好还是不受苦。也可以躲开讲理，单单以事证之，是高喊“一不怕苦”的，自己并不去受，而是提倡甚至强迫别人去受。强迫别人去受，自己会有什么获得吗？曰有，浅是《论语·子路》篇说的“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心里舒服，深是“忍看”违者或设想为违者在受苦甚至走向死的路上挣扎，心里更舒服。这是“己所不欲”“施于人”，结果就多种本可避之苦成为不可避，许多人就只得去受。我被迫还乡，成为许多人中的一个，凭良心说，较之加冠发往北大荒的诸君，还是如在天上。但究竟受了些本可不受之苦，为了也留个痕迹，或者还有教育意义吧，说说。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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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指因天时而有的过冷过热。我受命还乡，由1971年到1975年（1976年地震房倒，成为欲回去而不可得），共回去五次，累计住一年以上，其中既有炎夏又有严冬。带着跟我几十年可以算作古董的温度计，感到过冷过热就看看，室内，记顶天的，炎夏是33摄氏度，严冬是零下3摄氏度。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住屋相比，夏季所差不多，住北京，伏日，也曾高到30摄氏度。可是以感受为衡量的标准，多年经验都是，30摄氏度是个关口，稍低，哪怕只是29摄氏度，不觉得难受，一到30摄氏度就坐卧不安。而我这家乡的斗室，不只是30摄氏度，而是33摄氏度，其难过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冬季的温度所差就多了，朗润园的住屋供水暖，保证不低于18摄氏度，不算高，可是我的习惯，入夜，稍有寒意，棉被厚些，就更容易梦见周公。家乡呢，冷到零下，水缸内的水面结薄冰，空气自然也是凉的，入夜，不敢脱棉衣，躺下，被子、毯子、外衣都盖上，用毛巾蒙头，还是没有一点暖意，也就欲梦见周公而周公也不能耐寒，不来了。糟糕的是还有上床之前，冬季天黑得早，时间不短的一段，屋里太冷，坐不住，怎么办？只好到王老四的热炕头去坐一晚上。时间混过去了，但总不能免于无路可走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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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地，即这间斗室。因为曾用作粮库，天赋会打洞的老鼠，推想已经在地基和四面墙（甚至屋顶）中建成公路网，所以整个一间房，无处不通风透气。也许有好处吧？例如容易换空气就是。但坏处则更加明显，是不宜于经受风雨：刮风，屋里必蒙一层灰尘；降雨，屋顶必漏水。灰尘事小，漏水事大，所以要常求人上屋顶修理。灰尘和雨是死物，还有活物，而且不只一种。大户是老鼠，想来是故地乐得重游，光天化日之下，常常由屋的某处出来，跑到另一处，钻了洞。看来也是“生活提高了”，都健壮，而且像是心情也舒畅。更讨厌的是夜里，经常在顶棚上跑，踩得报纸嗒嗒响，吵得不能入睡。我没有娄师德那样的雅量，想反击，以略吐愤恨之气。于是置备了铅条制的老鼠夹，并用美食，如炸油条之类，引诱它，希望它能欣赏，啪的一声而毙之。万没想到，这李斯赞叹的“仓中鼠”竟也是“天纵之圣”，不管怎样用美食引诱，硬是不下口。我非天纵，但有勇气承认失败，于是干脆把鼠夹也扔掉，着重练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另一种是潮虫子，雅名所谓鼠妇，灰白色，有小手指甲那样大，像是腿很多，有时掀开席，就看到一群到处爬，虽然未必咬人咬物，却也很讨厌。还有一种是跳蚤，身体小，却害处大，也是经常有。土地土炕，宜于它们发荣滋长；它们且有优越的天赋，小个头儿，跳得快，既不容易入目，更不容易入手。白天，也许藏在什么地方吧，入夜就钻到背后，且游且吸血。贪吃，常常在褥单上留下红褐色的污点可证。如蚊，吸血后也留下遗毒，被咬处很痒。又不得不反击，是用敌敌畏，稀释后多处喷洒。战绩呢，也许同于曾文正公，“屡败屡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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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人方面。我是单身还乡的，人是社会动物，饮于月下，“对影成三人”，其困苦是多方面的。只说唯心、唯物两个方面。新风，唯物高，先说唯物的。以我感受最深的小事为例，比如出门，带两三个包，在车下或车上，想到厕所方便一下，如果身边有个伴，就轻而易举，反之，只是孤家寡人一人，就成为大难。而行路之难只是一时，我之居乡就不然，而是三四个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为身病或心病，夕阳西下，应该动手做晚饭而“很”不愿意动，看看身边没有个人影，不夸张地说，真是一阵心酸，想痛哭一场。但哭，不要说劝解，就是看的人也没有，又有什么用？实际可行的只是，或捏着头皮动，或向高僧学习，过午不食，总之都是苦，只能不言不语地受。再说唯心的，虽然较为虚无缥缈，由苦的感受方面看，说不定还应该推为上位。这里却有了道俗之分。道是主动（或努力，或乐得）住茅棚，闭关，求常乐我净。绝大多数的俗人就不成，无事之时，身边无人，就想往街上跑，看看马路上有没有吵架的；已经跑不动，如果屋里有电视，就打开看。我是俗人，虽然有时可以安于面对书本或面对稿纸，却无大雄之力违俗人之性，不动心地过面壁生活。正面说是很希望身边能有人，或谈学问，或拉家常，甚至相对无言，都可以。可是事实是没有；没有也能生产，所生是强烈的孤寂之感，一种难以言说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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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人事，信传说，由燧人氏起，我们就离不开火。火的大用，限于小家小户，主要是三种，烧饭烧水，照明，取暖。我的家乡穷而僻，上不了经传，但也略有改革开放的精神，照明，由我祖母的黑油壶进步为我母亲的煤油灯，再进步为我还乡时期的电灯。另外两项也未停滞不前，而是可以烧煤球（用火炉）。但煤球贵，且不易买到，现实主义，就仍得无改于祖先之道，烧柴。北方寒季长，不知由哪一朝的哪一位天才发明，室内盘火炕，室外（外屋）修灶（灶上安铁锅），灶与炕道相通，炕道远于灶的一端转为上行，穿出屋顶，升高为烟囱。这样，比如冬季，晚间点火做饭，烟囱抽火和烟往里走，就可以室内无烟，炕面变热。点火，能做熟饭可不在话下，另一神妙是炕变热，室内变暖，就可以饭后，聚坐在热炕头，听讲鬼故事，到听得发困，往被窝里钻，被沾身，有暖意。我熟悉这有诗意的优越性，第一次回去已经是秋冬之间，当然愿意照方吃药，室外已修上灶，就试。可是烟不往里走而往外冒。请人修理，找原因，糟糕的是谁也说不清原因，只能猜想，碰。不幸是猜也没猜对，碰也没碰对，修理之后，只要一点火，烟还是往外冒。如此，不要说取暖，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急中生智，想缩短通道，把灶移到室内炕的一角（家乡称为搭锅炕？）。改造完，点火试试，仍是照旧，而烟则都留在室内。又失败了，而不得不吃饭，就启用备用的煤油炉。可是，也许我的技术有问题吧，也竟是不好用。就这样，主要是第一次回去（以后就不再用柴灶，而用煤油炉），为了火，我简直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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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方面还有个很难避免的困难是患病。病，如果不很轻，一般要吃药，卧床静养，这就一定要有人照顾。可是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幸而老天爷开眼，怜悯我这孤苦的，下去五次共住一年多，竟没有得严重的病。我们家乡说的头疼脑热（感冒之类）不能免，而就是这样的小病，既来之，就会发烧，浑身无力，想卧床，也应该卧床休息。可是卧了，休了，到该“传膳”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还是只能挣扎着起来，点火。还有一次，是挣扎着也起不来，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应该具体说说，以求如鲁迅先生之“立此存照”。那是最后一次回去，1975年的8月24日，星期日，早晨起来，吃了早点，还写一封信，忽然觉得发冷。不一会儿转为发烧，头昏，赶紧躺下。又过一会儿，加上晕眩，天旋地转，而且反胃，躺，躺不住，起，起不来，非常痛苦。想叫人找医生，又一想，门插着，要先去开门。可是晕眩得太厉害，不能睁眼，自然更不能起身。其时已经是中午，心里想，这样下去，万一生命如此结束，就连一两句遗言也没有，怎么好？动不了，也只能忍一忍看。一直躺到下午三点左右，反胃过去了，晕眩也轻了些，试试起身，成功了。当机立断，投奔张庄马表弟，如果暂不能好，总不会没有人管。马表弟是中医，挣扎着走到他那里，药，饭，卧床，都有人管，困难才化为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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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困难说了一大堆，都是个人身边的小事。有什么意义呢？语云，小可以喻大，也就未尝不可以放大。放还可以一放再放。一放，可以得个消极（不该怎样）的教训，是像这样损人而未必能利己的强制措施，已然的，要确认是错了，并前事不忘，堵死再出现的道路。如何堵？要以小民的幸福为重，如何行，取决于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不是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再放，还可以得个积极（应该怎样）的教训，是道听途说，讲治平之道，放眼世界，有些地方是把“福利”奉为措施的指南针的。其结果，人有了生，只要不危害别人（包括多数，即社会），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满足于吃救济金而不干活。我“无缘飞异域”，眼见是办不到了，但仍愿意学耳食之徒，闻而不疑，并希望我们也试试。试，有什么好处呢？为所欲为，不敢，总可以不被迫还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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