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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四章 书报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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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者和无权者之间有一个长期争夺的地带，就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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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权者来说，他们所要的只是表达的权利；而权势者不同，他们制造沉默，所要的惟是封闭和垄断所有声音的权利。当无权者能够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自由地表达了自己时，就会形成公众舆论，大家不但有了知情权，通过传播获得各种隐秘的消息，特别是宫闱秘密，而且还会互相散布、扩充不满的情绪和不安分的思想。这样，“公民”也就成了扰攘的“公众”，为统治者所安排的良好的秩序就有可能出现混乱，甚至遭到颠覆。当然这是不允许的。为此，权力者必然要动用各种工具和手段，以期有效地控制公共领域，禁止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的自由。书报审查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制度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说它是同权力共生的。在古希腊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就是以言论罪被处死的。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不能说堪称独步，在世界史上也仍然不失为一大盛举。中世纪教廷的“禁书目录”是著名的，它在绵延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增加，直至近期才得以解禁，可知政治和宗教的独裁者对于书籍和思想的嫉恨，是如何的广泛和久远。大概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的、发达的国家，在其历史上不曾出现过书报审查制度的。所以，科塞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集团或统治形式，也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审查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发挥作用。统治者历来限制那些他们以为与自己的利益对立或者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思想的传播。”这种制度的危害性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正如科塞所说，“审查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阻止了思想的自然流动。因此，在任何地方，审查制度都是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障碍。”在这种制度的禁锢之下，知识僵化了，才能枯萎了，头脑产生腐败，整个社会不但不见活跃的迹象，相反，只能慢慢地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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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可能没有异样的声音。即使从统治的利益出发，统治者也不可能长期不顾及于此；当然这样的统治者，也得是异样的统治者，他们大抵来自历史上专制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和地方。有名的例子，是在美国宪法史上杰斐逊总统坚持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也即“人权法案”。在这一法案中，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他认为，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因为这是“通往真理的最有效的途径”；所以他说，“那些害怕自己的行为受到查问的人，首先禁止的也是出版自由。”又说，出版自由可以防止统治者“用他们自己的意志来束缚人民”。关于“人权法案”，亨金在其著作中称引一份纲领性文件说：“出版自由及知情权的价值高于官员的权利，高于‘公共’人物不受诽谤的权利，甚至高于个别公民的隐私权。言论和舆论自由还包括一种进入公共讲坛的权利，它也包括不发议论和不出版的权利，匿名言论及出版的自由，政府不得调查人们想什么及说什么。”在世界范围内，主要在欧美地区，关于书报审查制度在19世纪已基本结束，对于出版物的控制，如检察制、许可证和各种禁令已被取消。随着禁区的被摧毁，有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观念，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中间开始牢固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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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这一中世纪式的专横的制度在世界上的广大进步地区进入消亡的时候，在东方这个有着“焚书坑儒”传统的古老的国家里，却是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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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随即制订了《著作权法》、《新闻法》、《出版法》等系列法律，还有各种文件和训令，并成立了专司书刊审查的机构，具体规定图书审查的条例和办法。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与流氓政治和特务手段相结合，便得以控制全国的新闻出版界。二十年代以后，全国出版业集中在上海，本地印行的图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仅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译著，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在内，多达150多种。因此，在书报审查制度实施期间，上海不能不成为首要的受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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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出版物如有违反“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由内政部拒绝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等查禁书刊的法令。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刊前必须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出版法》还规定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中宣部审查，实际上，文艺、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一样要送审。图书审查制度在1930年以前已经存在，如大学院早在1927年底公布的《新出图书呈缴条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出版条例原则》等，只是当初比较隐蔽，规模也比较小，实施效果未见显著而已。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附抄作家名单，行动明显政治化，惩处手段也更为严厉。1934年2月，中央宣传部突然发文，一举查禁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震动了上海书业界。为此，一些书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便联合建议由官方审查原稿，即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作为鲁迅所说的“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们”的共谋的产物，这是一大反动，也是一大倒退。于是，一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机构，于1934年4月正式成立。6月，审查委员会开始运作，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甚至翻印古书也不能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在审查过程中，检查官随意删改，而且被删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即所谓“开天窗”，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迹。据国民党中宣部及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审科印发的文件，1929年至1934年间，被禁止发行的书刊约887种；1936年通令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676种。除了上海，各地政府也大肆查禁，仅北平一地，1934年焚毁的书刊便有1000多种。除书籍遭灾外，还查封捣毁出版机构，迫害出版界人士。如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查封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其他如出版左翼书刊的湖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也先后被封。1935年，《新生》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触犯“友邦”日本天皇，主编竟至于被判处徒刑，连检查官也因此被撤职，审查处被撤销；中宣部还发出通令，禁止阅读有关《新生》案的新闻。由于此案的牵涉，审查委员会暂停工作，但是审查工作仍在进行，只是由党部机关转到政府部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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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还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有不少的出版机构是官办的，发行书刊不在少数。据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政府《内政年鉴》统计，全国报刊共1763家，其中国民党的党政军报刊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且一些民办报刊也是与官方有关系的。这样，在出版界，只好大量推出数学教科书和童话，或者极力赞美“春天”，商业性、消遣性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而严肃的，进步的，带有革命倾向的书刊，却不得不采用假书名，假封面而艰难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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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从左联青年盟友被害起，他便致力于揭露国民党的禁锢的文化政策，由于书报审查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能不设法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在一个重新确立的向度上，开始他的谓之“带着镣铐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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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里，鲁迅特别注重史料的保存，也即“实录记忆”的保存。他说是“立此存照”，或说是禹鼎所浇铸的鬼魅，使罪恶的形相不致于轻易地自行消匿。他常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的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必要地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但是，这显然是为他内心里的伟大的憎所驱使的，而不仅仅出于历史的使命感。他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这种本土法西斯放到世界史上也还算得十分“前卫”的。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记录了不少当局查禁书刊，压迫书店的事例，《且介亭文集二集》的后记，还十分详细地保留了一批禁书目录，还有审查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还指出，不但对本国的作者和作品如此，甚至对于一些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也如此；“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压迫是日渐加紧，形势十分严峻。他描述说：“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糊，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在《花边文学》序言中，他十分愤慨地质问道：“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在这里，他使用了“奴隶文章”一词，这是文化专制政策的必然产物。所谓奴隶文章，就是失掉反抗意识，缺少独立思想，没有骨气的文章。对此，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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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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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以摧残为事业的“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官派检查员”，鲁迅是十分痛恨的。这类家伙，大抵是文界的败类，在他们为官方所利用，做定了检查官之后，仍然会与旧日的“文探”、“文痞”、“文氓”相勾结，所谓文坛上的事件，往往缘此而来。正如鲁迅总结的那样：“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发表在英文月刊《现代中国》上的一篇暴露较为全面的文章，其中写道：“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但也有别样的检查员，鲁迅在信中写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对于“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者”，鲁迅在书信中多次勾画他们的嘴脸。如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同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识，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凶险，阴暗，虚弱，主子和奴才是一样的德性。早在1931年，鲁迅便著文指出，统治者“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然而，他向世界宣布说：“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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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恶辣的文化政策的时候，鲁迅常常“算旧帐”，“刨祖坟”，把古今的反动力量钩连到一起。如《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诸篇，就是专门剖析明清文字狱档的。他要让青年读者明白，中国的统治者及士大夫文人，是历来如此的。他们通过文化上的结盟，掩盖历史，肆意涂改和伪造历史，钦定经典，垂范将来。结果呢？他指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种种的“治心”“箝口”法，都一例无改于改朝换代的结局，那就是专制统治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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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鲁迅这样的反抗政府的有影响的人物，必然最先感受到出版界的这种压力。他说：“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的征伐的。”所谓“武力征伐”，指的是通缉、恫吓、不得已的隐匿与逃亡；而“文力征伐”，除了众多“覆面的英雄”的各种造谣攻击之外，就是整个的出版审查制度的压迫。而且是愈到了后来，压迫则愈甚。什么“自由”与“人权”，是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实质的，所以，他决不会花费口舌，与直接或间接掌握他的自由与人权者去讨论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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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26日致信张冰醒说：“现在行止颇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难发表”；到次年底，致信山本初枝时，则说是：“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后来不在日报上投稿，只应付杂志约稿，而且为此不得不做得更“含糊”，更“晦涩”，更“吞吞吐吐”，结果还是不行。例如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篇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病后杂谈》的被删，是他多次提到过的，“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即“只剩了一个头”。《病后杂谈之余》，也都是删之又删的。还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发表时被删掉了后半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即被删除。《脸谱臆测》不准发表；《阿金》则“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部里去了”。他还说到过，有一本杂文集，其实是《二心集》，全书38篇，被删22篇，故名《拾零集》，由中央删剩，应当准许发卖的了，但运到杭州去却仍被没收，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集外集》也被删去10篇，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出版。被禁止出版的还有《门外文谈》，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以及杂文集《准风月谈》也遭到查禁，主编的《译文》则被抽去稿件。到了后来，甚至于扣留原稿，而且这种情况接连发生。1933年，那时还未曾成立特别的审查机构，鲁迅即已意识到出版界的危机，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各杂志是战战兢兢……即使不被伤害，也不会有活气的。”1934年，他这样描述所受的“风暴”的破坏：“中国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出版界，都是每况愈下。至1935年，又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越一年，又说：“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他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加以“内战”加剧，这时，他几乎整个地为黑暗所吞噬了，惟余精神的不屈不折的一道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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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写《这样的战士》时，他是那般神气：战士只须举起投枪，脱手一掷，一切颓然倒地。其实，压迫从四面袭来，倒是比他预想的要险恶得多。好在毕竟是战士，对中国这“老社会”看得深透，而有着“韧战”的准备。就在这连发表作品的权利也遭到剥夺的境地里，他的文章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数倍于前，所以对于“周扬之流”不顾事实而责以“不做事”是十分反感的。而且，后期的文章也更锋利，更老练，更见那种“带着枷锁的跳舞”的独异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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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约稿，他明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因此决不想到这上面驰骋，但是还是写了，虽然并不确知可否登载的命运。他致信黎烈文，幽默而坚定地表示说：“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后来，张梓年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自由谈》，再向他约稿，他作诗答道：“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他说他制作不了甘美的作品，做不成“莲花六郎”那样的漂亮人物。这种反抗的态度，在他那里是始终不会改变的。斯宾诺莎曾经说：“强制言论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们越是设法削减言论自由，人们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鲁迅就是这种抵抗的代表。所以，要说鲁迅，就首先要说到反抗精神，说到“骨气”；而这，无论如何要使统治者感到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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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网遍于国中，鲁迅不能不找寻“钻网”的法子。事实证明，他是世界上一流的游击专家。首先是使用笔名。他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就多达80多个。一个作家笔名之多，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有的笔名很有深意，如“洛文”，就是党棍赠他的“堕落文人”的谐音的缩写；“越客”有复仇之意；“何家干”更妙，模仿检查官口气，颇带角逐的悬念。笔名的使用，与正文往往有着有机的联系，增强了文章的内在张力。官方检查机关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写什么”上面，鲁迅则避其锋，更多在“怎么写”方面用力，迂回逼近目标。一道固定的题目就可以限制作家的么？《自由谈》迫于形势，曾经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便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但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不也是涉及风月的一联古诗么？可见任何材料，都可以做为思想的载体，封锁不住的。就拿自己做的杂感来说，他谈历史，谈文化，谈典故，谈洋人，题材似乎距离中国现实十万八千里，其实无一不息息相关。在文风方面，比起《热风》时期的哲理化和《华盖集》时期的论辩色彩，这时的文章明显地更趋曲折隐晦，至于旨意，他是决不肯自行加以掩盖的。但是，这样一来，又难于瞒过嗅觉灵敏的叭儿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是办“地下出版社”，自费印书。如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还支持叶紫萧军等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奴隶丛书”。非法出版，却也安然无事，专制的铁掌总算留下了漏光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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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发表或出版的文字里，鲁迅不忘在被删的地方加印黑点或黑杠，以示被删过的痕迹。这也一如他在别的场合里说的，一以作黑暗和挣扎的纪念，二是特意给留下“党老爷的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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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大的压迫毕竟要使人受伤。以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可能敌得过一个政府呢？鲁迅在说到《病后杂谈》被删到只剩第一段时，便说：“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眼见他的文章到处遭禁，只好慨叹道：“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晚年不时流露浓郁的乡愁，好像与战士的状态颇不相称似的，由此可见战斗的艰难。他所以如此作“归去来”之想，无非是在极度动荡的境遇里渴求些许的宁静和慰藉，当是出于生理保护的一种本能。他写唐人李贺的《南园》诗赠人，诗云：“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同一天，又自作诗云：“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他再度想起日本，都因为有留学时那段自由言说自由论辩的记忆。清党后在翻译日本杂文《书斋生活与其危险》所作的附记里，他便曾经这样感叹过：“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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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玉集＞后记》中，鲁迅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文人们却在一味地抨击杂感，做现代主义文体实验，提倡学习《庄子》和《文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诸如此类。对此，鲁迅指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记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他认为，必须有这样的进一步的追问。他说：“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整个文化生态环境遭到了毁坏，尤其是知识分子作家的状态，在专制主义的恐怖之下，已然失去了正常的思考和创造能力。鲁迅的悲愤并不限于个人际遇，他的心是广大的，深知个人与时代的命运扭结无法拆解。所以，在他痛苦之极时，只好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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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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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五章 专制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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