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53044 鲁迅的最后十年 [:1706052693]

1706053045 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五章　专制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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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47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国外的汉学家溯源较早，甚至及于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论及国民党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固然不可能排拒世界潮流的影响，仅就政权资源的积累考虑，仍然不能不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所谓国计民生问题。世界现代史证明，惟靠恐怖统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是无法维持一个政权的较为持久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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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49 如何评价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的“现代化”成就，国外历史学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大体而言，有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十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从而有可能为建立起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打下基础，尽管这一希望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而告流产；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腐败、低效的政府，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干扰，也不可能实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改革，因为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未能形成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的基础结构。不过，对国民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著作《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仍然对南京政府的一些成就作了肯定性的评述。在第六章里，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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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51 中国在经历了十个春秋之后，到1936年和1937年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还普遍存在着低效率和腐败现象，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正日趋合一，其程度，至少从1915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例如，重新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文，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多数已被废除。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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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53 物质方面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或许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不断增长，也同样表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尽管这篇报道有点过于热情）：“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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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55 ……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的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无疑已经得到改善。西方的技术正在增进生活的舒适；物价的下跌对那些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来说，意味着生活标准有了提高；同前十年或者后十年相比较而言，这段时期对不干预政治的人来说在政治上也较为稳定。因此，今天许多中国人回顾起南京政府时期，称之为“黄金的十年”，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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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57 关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美国学者沃拉指出，许多是以它掌权以前即已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此外，还有像格拉斯·帕奥等学者以他们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得出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结论。易劳逸认为，十年间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清楚；据他的推测，主要归结于外国在华投资开设的工厂。此间，外资占有中国工厂资本将近63％。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37年以前，中国任何地方有现代化经济发展，大多要归功于外国资本。而且，1932-1935年萧条之后生产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1936年的好收成引起农民对工业品的新需求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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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59 事实上，从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内部结构来看，它是不可能使现代化变革在“一党专政”的前现代政体底下持续进行下去的。美国学者柯伟林分析指出，国民党政府沿用孙中山的思想，即以吸引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遏制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扩张，是“对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说：“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国民党政府跳不出孙中山思想中的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它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官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抓紧外资和国有企业，也无非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对于政府来说，坚持传统中的变革，只是集权的一个手段。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首先出卖了自己，它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权，反而参与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方案，为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建作出了贡献。“一党专政”的政体不可能保障个人自由权，即使允诺的地方自由权也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官员由于掌握了权力和国家资金，因此得以利用职权，垄断各种经济事务，扼杀企业的正常竞争，以“现代化”的名义阻碍现代化的步伐，使现代化发展维持在低水平上。“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显著的改善。”美国学者石约翰分析说，出现这种形势有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但是，蒋氏政权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问题，这是主要的。他接着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牟利的人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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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61 贪污腐败成了一个死症。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有一个专题的章节，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工资收入微薄，另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成为制度的伴生物。易劳逸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一代不如一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有人称，所以存在反对党的威胁，其实是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反弹。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贪污已成普遍现象，在谴责贪污腐败方面，一直走在领导层的前列，但是，为防止和惩治贪污而制订的系统性措施，在人们看来简直成了笑柄，国为事实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没有多大权势的人。极少数高级官员的贪污案件，人们宁愿以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有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肃贪的工作才会得到落实，殊不知蒋介石是有选择地打击贪污的。事实上，他容忍了他的亲信和家庭成员的贪污行为。易劳逸写道，人们产生如下思路是正常的：蒋介石为打击贪污所采取的周期性的严厉措施，与其说是为了反对贪污，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下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所以敬畏他。贪污现象使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到整个的上层组织，出现大面积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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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63 一方面是破败，贫困和死亡，一方面是聚敛，挥霍，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劳作，一方面是充满血腥与阴谋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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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65 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动，在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那里，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辙痕。在《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变化与凝滞的东西往往连在一起。在鲁迅这里，与其说追踪变革，无宁说更多地看重社会上保守顽固的成分，而致力于揭露批判和打击。促进旧物的死亡，是一个战士的使命。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早年的“思想革命”的宗旨始终不曾改变，他认为：文化更关乎大众，而改革总是多数人的事业。只要比较一下《坟》和后期几个杂文集里的文化随笔，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变动的因子，以及作者所取的不同的批判路向。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所特别重视的。在敏感的知识者那里，不但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无权者的动态，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背景文化如何交替着再现，或如何为新的形式所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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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67 现代化变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损害最惨重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广大的劳动阶级，尤其是农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都市化。在农村，没有完整的变革方案，没有建设项目，惟以廉价出卖土地和劳动力换取城市的畸形发展。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长期得不到实行，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加以无法抵御的天灾，可谓民不堪命。《阿Q正传》的作者，是不能不关切着挣扎在这土地上的人们的运命的，但是，他已经无法再到乡村去与实际生活相接触了，只好通过报章亲近那里发生的一切，从中勾划一些细节，让都市的人们也能关注那个被遗忘的广大的世界。像《迎神和咬人》、《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我要骗人》等文章，都使用了相当典型的新闻消息，行文中流布着他的愤懑与伤痛。他写过两首七绝赠人，都是写的农村少女，其一是：“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还有一首题作《所闻》，诗云：“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都市与乡村，自然与人事，豪奢与困苦，生存与死亡，都有着色彩鲜明的比照。在苍茫不可及的忆念里，那是他的亡失已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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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69 解除海禁以来，中国的改革多集中在沿海一带的通商口岸，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现代化都市的典型。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鲁迅这时的锋刃所向，已经明显地扩展到现代文化范围。费正清用这样一句短语概括国共两党政权：“以贸易为生的蒋介石政府和以土地为生的毛泽东统辖的人民”。国民党时期的现代化，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沿岸城市的市场化、商业化，资本同权力一样，其扩充力量是无法遏止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市民社会的习惯和风尚，不能不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吃白相饭”》、《中国的奇想》、《豪语的折扣》、《揩油》、《爬和撞》、《各种捐班》、《唐朝的钉梢》等等都是现代都会生活的解剖。物质第一，金钱至上，自私，虚伪，势利，机会主义，追逐时髦和享乐，鲁迅统称之为“商人气”，很可以同他说的“水浒气”合成一付对子。其实，商业原则并不限于商业，在商业之外的区域同样有着广泛的体现，表面上看来，它同权力中心社会形成的传统原则是对立的，冲突的，其实不然；官商合流，钱权交易，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现象不只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而且已经进入知识界里了。《文坛三户》、《商定文豪》、《商贾的批评》、《登龙术拾遗》、《大小骗》，还有论“文人相轻”的一些文章，都说到文学的“商业化”的情况。鲁迅在信中描述说：“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总之，上海由商业的发达而开辟出了一个“险境”。鲁迅不只一次勾画洋场上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跟早期刻画的传统奴才是有区别的，但都一样的富于典型性。对于由沈从文等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论争，他前后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章，把“京派”与“海派”作为两种共生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文化批评。他指出，北京多官，上海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近官者使官得名，没海者近商，近商者使商获利，总之“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他在另外的文章中论及帮忙与帮闲，都是别具眼光的。在这里，他则从双方论争的区别处，看出共同的地方，说是“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于地域文化的议论，说南北文化相师，固然不失为中国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但是将缺点结合到一起，那结果，“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如何看待“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鲁迅要指出的是：一、“现代性”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重视传统在其中的作用；二、新事物同样应当接受分析和批判，不是凡新的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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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71 鲁迅一生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而革命，自然也包括在这里面。老调子已经唱完，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鲁迅指出，“维持现状”的论调听来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历史也在不断地证明着“并无其事”。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封闭式地进行。鲁迅提倡“拿来主义”的态度是一贯的。他鼓动说，要放开眼光，大胆地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先拿来再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主人；只有成为新主人，旧宅子才会成为新宅子。要把西方的观念，学说，制度“拿来”，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首先，“拿来”的人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掌权者怎么可以做到呢？“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鲁迅不能不把民众当作为改革的主体，他是不相信脱离民众的“精英主义”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然而，“人民”又如何呢？在同一篇文章《习惯与改革》中，鲁迅又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连改革者本身也必须加以改革，不是大叫未来的光明可以完事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除了对立，还有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构成为阻碍改革的“后援”。鲁迅痛感到，“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强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许多改革，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在新的一面要求很小，容易满足，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改革必须是通盘的改革，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或局部的胜利，所要的是不断的战斗和解放。鲁迅从妇女解放，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字改革，文艺运动，文化改造等诸多方面探求社会改革的道路。他指出，同是不满于现状，打破现状的手段便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改革者的两大派是有斗争的。他对于难行派——胡适即有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理论的——特别地加以批评，还专门写过一篇《知难行难》的短文，讽刺难行派的代表胡适。对于“难行的改革者”，他说是“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他们种种的改革计划都不过是“虚悬的计划”。他就推行新文学一事，引伸说：“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他深知改革之难，所以，才坚定说道：“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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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73 鲁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会上面；至于政府内部的所谓改革，或是种种旨在增强国家权威的改革方案是他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这是鲁迅和胡适们大不同的地方。在鲁迅看来，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是两回事，国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而社会的改革则是大众的事情。所谓“中国”，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中国政府。正由于他把大众看成为改革的主体，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救亡时期，才赞成文学界采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国家来改造社会，而不是由社会去改造国家，他以为是荒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好政府”。他对统治者是不信任的，反对的，何况以屠戮人民为能事的统治者。中国要民主呢？还是要独裁呢？本来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三十年代中期，居然由胡适他们主持的《独立评论》杂志挑起讨论，热热闹闹地持续了两年时间。对于这些御用学者，以及他们的所谓讨论，他是蔑视的。这个孤傲的角斗士，这时惟紧握了他的投枪和匕首，对准独裁政府。在他那里，参与讨论的学者无论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都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政府后院里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谓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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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75 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剿共，一面清除异已，力图实现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统制局面；然而力不从心，分裂和混乱有增无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国人对政局的不满。在政治界和知识界中，则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这时，首创一党制的苏联，以及法西斯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有着迅速的发展，这对中国的精英分子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蒋介石充分利用了眼前的大好机遇，调整政府机构，如恢复军事委员会，设立军统局等，迅速扩充个人势力，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集权体制推向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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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77 知识分子主动向权力靠拢。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曾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一个叫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另一个政府的成立，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间引起了重重忧虑。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了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之迈也承认，在“当前形势”下，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效。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他还从知识者集团的特定利益出发，说：“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政府内部的民主操作，反对“新式独裁”，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然而，他简直已经为他的朋友所包围，连这样温和的为党国设想的主张，也淹没在一片高唱独裁的嚣声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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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79 “领袖独裁制”在国民党学者中拥有更大市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办的《时代公论》主编杨公达公开呼吁“统一党权”，“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墨索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已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主张由国民党最有力的一派组织“清一色政府”，建立“元首制”。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借文化问题而言政治。宣言打出“现代中国的需要”的幌子，强调“中国本位”，其实是“党本位”。在相关的讨论中，即有人主张“必须实行统制主义”，支持“一党专政”。《汗血月刊》声称：“中国需要独裁，而更需要领袖，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重心而凝结起来，于是党的组织有了中心，革命的力量有了最后的归宿，从此中国便能得到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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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81 在党内，对“领袖独裁制”的鼓吹无疑更为突出。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政治评论》月刊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口号，力行社被认为是专以拥护蒋介石为党总裁的秘密组织，声称“现在谈复兴中国，谈推进革命，任何说话都是空的，最紧急的任务便是统一党的组织，建立有绝对权威的革命中心领袖。”它发起“中国革命复兴运动”，旨在“强化领导中心，巩固中央政权，促成国家统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筹组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大力呼吁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新形式。张学良强调说：“在一个统一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他推举蒋介石为“最适当之领袖”，并倡议组织“国家社会党”。周毓英积极推广法西斯主义本土化理论，说“社会需要国家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泼的国家主义。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前进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元老张继则赤裸裸地称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1934年3月，全国有20个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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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83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说的“统一与伟大”，是法西斯国家追求的目标，对于中国的众多具有偶像崇拜倾向的人们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所以出现一边倒的现象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像胡汉民这样有影响的老党员出面反对个人独裁，其实也都是为了加强一党独裁，并不否认独裁本身。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党内外不断增加个人势力，而且可以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肆意对国家实行政治宰制了。1932年3月，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1938年3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执委会正式向大会提议设置“总裁”，使政党有“稳固之重心”，会议制随之废除，“一元化领袖制”相继确立。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在确保党和领袖独裁的基础上，部分推行“专家治国”路线，使之带上“开明专制”的色彩。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50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作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丁文江进入翁文灏当主席的政府委员会里当顾问。随后，连胡适本人也随同这批主张独裁的朋友一起，穿起“朝服”来了。当廷臣和当学者是很不一样的。像宪法学家，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博士，曾经在《东方杂志》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俟担任法制局局长以后，便起草《暂时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不能不为统治阶级辩护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比邻而居，免不了串门子，以致成为一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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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85 英国学者波兰尼说：“即使一个公共权力原来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它也不可能不通过说教来补充它的强制力；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养的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有名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随后，由陈果夫、陈立夫等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旷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战胜利，高潮是1934年至1935年。显然，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要求统率党政军三界的领袖地位，而企图超越其上，进一步成为国民运动中的权威。他又称“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建设”，强调“生活军事化”，试图通过法西斯运动的宣传手段，把传统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的纪律与忠诚的混合体传播到城市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汉学家那里，又被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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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87 胡适晚年有一封信致蒋介石，在回顾国民党结束大陆统治的历史时，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一党专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认为，创立并维持这种现代专制制度与蒋介石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他分析说，“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的、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其实，“一党专政”必然导致领袖独裁，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和品质问题，与少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统治精英的素质也关系不大。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观察，视野则开阔得多。他指出：“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布尔什维化了，转而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党现在可以向传统妥协，确认国家比个人重要，保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里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让位于使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目标，它主张由一个党实行家长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党（像历来的皇帝）置于国家之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拒绝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杀了‘五四’时代露出的这一弱小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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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89 关于五四精神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这样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生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可是，在论战中，当他为民主争辩的时候，着眼点仍然在国家，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实际上脱不掉“训政”的思路。对于独裁，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对“成功”与否没有把握；在他看来，成功的独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中国所“奇缺”的。胡适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一方面崇尚权威主义，前者是理念的，后者才是实践的。这中间肯定存在着种种冲突，对他来说，真可谓“知难，行亦不易”，结果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他对蒋介石评价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蒋介石几年来“能相当的容纳异已者的要求，尊重异已者的看法”。他拥护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甚至为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辩护，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他在日记里表示：“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气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对于胡适热衷于上层政治活动，鲁迅在信中向朋友提起过，态度是鄙夷的：“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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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91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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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093 胡适自已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象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的服从。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不可能绕道而行。事实证明，胡适们作为知识分子而晋身政府部门，很快为官僚制所同化，成为科塞所称的那类“特别官僚”。科塞肯定说：“如同生物体能包围并中和外来物体一样，官僚制也能使特别官僚屈从于它自身的用途”。他认为，即便处在决策高层，“在这种职位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一者知识分子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策做出贡献的，而在规定这种标准时，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作为顾问，仅只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来为其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中，决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赞同。在其他情形下，顾问事实上可能成为替罪羊。”李普曼对掌权的方式有着直接的体验，他总结道：“当一个人由教授与研究的职业变为决策者，变为掌权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变成政治家和事业领袖时，他就受到了约束。他的言辞不能被作为无私之论得到信赖，他的教导不能当做科学来信仰。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个学者。”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儒”的语源考证为柔，实际上是认同知识分子以其柔软可塑的特性，自然进入权力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容器之内。以他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入阁的行为，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旨趣。即使在此前后充当过所谓的“反对派”，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也如洛扎诺夫形容当时俄罗斯的“反对派”那样，不过是“奴才房间的反对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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