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53127
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内战
1706053128
1706053129
自1925年介入北师大事件的论战以来，尤其到了上海，“水战火战，日战夜战”，鲁迅已然失去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除了间或到内山书店去，偶尔看看电影，大抵囚人一般困守在四川北路的一间寓所里。因为地处“半租界”，所以他把寓所戏称“且介亭”，是一种特殊的亭子间。至今兄弟反目，昔日的朋友如钱玄同、林语堂等多已分手，或者隔膜日深。青年朋友死的死，如柔石瞿秋白；走的走，如冯雪峰之去苏区，萧红之去日本。余下的，只有萧军胡风少数几个，聚会也极少。他与四围社会的联系，惟凭大量的书报和有限的通讯。孤独，疾病，死亡的预感，静寂中充满骚动。如果说他是一只沉潜的牡蛎，这譬喻是不确切的，因为没有壳，也没有清水。他是游鱼，自由是他的生命，可是现在已经落在干涸而灼热的河滩上了。
1706053130
1706053131
书桌面前放置一把圆椅，旁边是一把藤躺椅。从这里到那里，往来无所谓工作或休息，如是午后，如是黄昏，如是深夜。因为歉疚于给予爱人和孩子以太少的温存，当许广平临睡时，他每每赎罪似地在床沿陪坐几分钟；劳累的时候，则一起翻阅《芥子图画谱》之类，借图画以获取少许的怡悦。他多次使用《庄子》里的“相濡以沫”的寓言，一生所争的“自由的波浪”，最后竟然化作星点唾沫，这是可慰藉的呢，抑或可悲哀的呢？但是无论如何，身为战士，与家庭生活是多少显得不相容的。日常生活是平庸的，琐碎的，富于自然节奏的，还有趣味的调剂，更多地关系到肉体生命；而战士太看重精神，往往一个人过激情的日子。他是独异的，梦幻的，兴奋的，但是对待自己是严苛的，因而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病态的。没有谁会在桌面上看到历史的变动和社会的震荡，战士则如此，他会在小屋子里听到无量数人的哭泣，在皎好的月夜看到人肉筵宴，闪烁的刀叉和狞笑的脸，他所感受到的多是令人悲愤难耐的事情。家庭是人类个体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个安全而亲密的圈子，战士的内心生活，却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而越出围栏之外。正如鲁迅描画的病中的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与社会的互涉性，使战士的日常生活，在黯淡中焕发光采，但也同时在喜剧的完整性方面变得残缺不全。“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在这里，鲁迅使用了“可歌可泣”四字。其实，对社会而言是“可歌”的，对“家庭”而言是“可泣”的。真正的战士，很难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世俗意义的幸福，可以说，从献身于斗争的那一天起，他就注定要担当个人的不幸。布朗基曾经在信中这样告白说：“说到幸福，我只得面向过去，或者面向对我来说除了坟墓以外没有任何希望的将来。”在实际生活中的境遇，每个战士都是一样。
1706053132
1706053133
对于这种境遇，鲁迅是清楚的。他接连大病，差点要“翘辫子”，致使宋庆龄及众多友人多次动员他住院，或是出国疗养。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永远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切切实实的斗争生活了。病后，他作文题作《“这也是生活”……》，文章从正面立论，强调的是战士生活的日常性，正常性，但也意含了其中的反常性，非生活性，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然而，悲哀也好，慰藉也好，他已经无从逃离这境遇。“这也是”，是一种不得已，但也是坚定的自我认同。
1706053134
1706053135
随着社会改革的进行，知识分子集团处在不断的分裂、变化和组合之中。总有一部分依附权势者，一部分为新生的阶级所吸引；一部分力图维护既存的秩序，另一部分则致力于秩序的瓦解。昔日生气勃勃的革命者，今天很可能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旧派；从前是革命政体的催生者，后来反而做了它的掘墓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是势所必然，非人力所可遏止。
1706053136
1706053137
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战，知识界往往有人视作“内耗”，于是极力设法调和，甚至看得悲观起来。三十年代文坛便如此。鲁迅写了一篇《中国文坛的悲观》，澄清某些混乱的看法，强调这内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坛”，一个公共空间，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和诬陷。无论中外古今，文坛有些混乱是正常的，但是由于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所以文坛到底还是干净的，无须悲观的。他特别指出，“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在别的文章里，他同样说得十分明白：只要作者是身在人间，而又带些战斗性的话，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实际上，持续这敌对的斗争，只能使阵线变得更加明朗。在左联内部，有所谓“第三种人”的理论，自以为可以超脱于阶级或派别的斗争之外，乃致把当时的左翼理论家的一些必要的斗争，也全然视同军阀混战。对此，鲁迅是反对的。他说：“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后来，在撰文回击张春桥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时，也特别分清“我们”和“他们”的限界。在鲁迅那里，战斗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的。”在内战中，他的主要目标，永远是专制国家的代表者，因此内战也就成了对外斗争的合理的延长。
1706053138
1706053139
新文化运动在以《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斗争为标志而结束了对旧势力的斗争之后，内部的斗争接连兴起。《新青年》编辑部在编辑方针问题的论辩，以及后来《语丝》与《现代评论》就女师大问题为导火线的论战，都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和斗争；尤其是后者，牵涉面更大，双方纠缠的时间也最长。在这场论争中，鲁迅被说成是“‘语丝派’的首领”。的确，他是斗争最坚决，最猛烈，也是最韧的一个。他通过斗争，看清了留学欧美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如何与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这是结怨的由来，是后来揭露和抨击新月派批评家的认识基础。在鲁迅看来，陈源与梁实秋、胡适之流没有本质的区别，前后两次斗争是彼此呼应的，都是鲁迅在挑战两个名号不同而实质一致的政府时所无法绕开的知识界中的遭遇战。由是，这也就成了后来的知识界加之于鲁迅身上的“褊狭”、“不宽容”、“缺乏民主度量”等等洗不掉的恶名的最有力的依据。
1706053140
1706053141
语丝后来也起了变化，原先那种无所顾忌，排击旧物，催促新生，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和取媚的态度没有坚持下去。同人发生分化，许多回到学术中去，做起了“国学家”一类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继续写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头筑塔。三十年代以后，鲁迅参加了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另外，也还加入过和组织过个别文学小团体，如文学社，译文社等。左联明显的政治化，党派化，除了个别脱离的分子，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公开分化。但是，由于组织的铁板一块的压力，特别不容独异者的存在。1933年以后，在这些组织内部，事件接连发生，分裂和冲突随之而至。鲁迅使用“横站”一词，表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同时用了“打岔”一词，形容来自同人一面的攻击。所谓“打岔”，意思是说转移斗争的大目标，放过了统治者及其叭儿；此外，也指缺乏严肃的批判和论战，一味的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却又不负责任，极力设法回避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左联解散之后，以致鲁迅去世时，各种诬陷和打击也没有停止。
1706053142
1706053143
1935年2月9日，鲁迅致信萧军和萧红时说：“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这里的所谓“蛆虫”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无例外的是：一，都有“拟态”；二，结果于权力者有利。这些蛆虫，不但在腐败的旧组织里面结党营私，而且已经混进了新的组织，暗暗地而又毫无忌惮地啮食健康的有为的机体。这是可怕的。
1706053144
1706053145
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积极的，进步的，正如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一样。伟大的分裂一定有新质生成，在这里，斗争也便成了有原则的斗争，即是为了促进旧秩序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如若不然，为斗争而斗争，永远的“一分为二”，其实否认了新旧事物的差别。新旧交替是有条件的，把条件给拿掉或随意掉换，则常常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表面上看来，“一分为二”是激进的，但是实际上，当它被当作绝对真理受到崇奉，人为地制造矛盾，通过不断的分裂和斗争以维持现有的平衡，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1706053146
1706053147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分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告别衰朽的母体，即封建专制政体以及士阶级，而独立地登上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作为自治的、自为的阶级，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的进步观念，对于打破传统的封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西化”，物质和技术毕竟是次要的。那时，尼采和易卜生成了时代偶像，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风靡整个中国。易卜生戏剧中的名言：“被群众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一度称引过。他们宣扬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思想所及之处，到处闪耀着批判的锋芒。然而，五四退潮以后，知识分子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迅速地起了变化。结构松散的团队解散了，“团队精神”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派系利益所互相吸附而成的小团体，有官方或其他党派背景的文化组织，极少数零散分子退隐到纯粹的学术圈子里去。独立的战士没有了，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战场随之冷落。鲁迅对五四的此番变化有过很好的总结，总的评价是“平安”得很。
1706053148
1706053149
然而旧物仍在，它们依托时代的新人而进入重建的秩序之中。知识分子不是依附官方就是纳入革命组织而群体发声，组织之外的个人则沉默无语。这时能够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为伯林所说的“知识界”吗？这位英国人认为，英国和苏联都是没有知识界的。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界是一种自觉的组织，它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若要发展启蒙思想，就必须反对它的敌人，也即强大的反动教会，压制真理与自由的极权主义国家。其中的每个分子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人类解放的曙光而战的勇士，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与道德上有着一种深切的关联，因为遭受共同的迫害和抱持共同的立场，从而感知兄弟般的存在。除了批判反动、保守或貌似“中立”的学者，以及廷臣一类人物之外，知识分子在其内部，也会互相展开批判和斗争，但是，那怕夹杂着意气之争，仍旧是富于理想的，有信念和有原则的，皈依真理的。如在法国，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之间的论争到萨特对阿隆和加缪的论争；在俄国，从“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到“路标派”与“反路标派”的论争，无不涉及历史发展的方向，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些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独立发言的，虽然处在同一集团或学派之中，却并没有屈从于某一个预设的权威的意志，无论这权威是集体还是领袖个人。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按照伯林为知识界给出的两项指标：道德与政治，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学会了听令行动，政治对于他们仅仅是具体的政治意见，而不是植根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因此可以随时加以改写。至于道德，也是东方道德，不是奴隶性就是流氓性，既缺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缺乏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且，政治与道德往往脱节，就是说，最庄严的政治口号可能化为最卑污的道德实践。
1706053150
1706053151
鲁迅以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许多是非观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国没有知识界，只有自私，取巧，势利，阴谋，污浊和混乱，结果连他自已为斗争的对象所纠缠，为此耗费了不少心力。这是一个仍然为权力所控制的场，非个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从论战中抽绎出大的原则，使读者不致于沦为迷惑于缭乱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严肃的态度，在论敌的一面是没有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内战”，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只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从他晚年的几场遭遇战看来，整个知识界是空虚的，他找不到对手。早在对创造社论战时，他便说过，他很希望有一个狙击手有力地打击自己，结果没有遇到。1949年以后，从文艺整风到整肃胡风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所以风行草偃，完全的一边倒，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知识界。
1706053152
1706053153
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文化方面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一，将专制政治理想化，永远的天下太平，莺歌燕舞；相对应的是，否定一切战斗的倾向。当时，曾经有过一股讥评杂文和杂文作家的小旋风，其实正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令人不解的是，在左联内部，也居然有了这样一种意见，还曾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过。二，脱离现实，主张超脱，遗忘，复古主义，快乐主义，这是同前一种情况有联系的。大抵歌颂升平的文学都属御用文人所作，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则以后一种情况居多。在中国，老庄哲学以及山林文学是有着久远的传统的。
1706053154
1706053155
与胡适那类“想做权势者”，直接替当局说话不同，周作人，林语学等，则远离庙堂而入“人间世”，在豺狼当道的时候，积极提倡“小品”，闲适和幽默。对此，鲁迅写了好几组文章，一是关于帮忙与帮闲的，一是关于小品文的，还有关于讽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帮闲者发隐》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达本质的文章。其中说，帮闲与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里说的帮闲者，都是说笑话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现，打浑，装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边化为笑话。在周围捣着鬼，反使告警者变得虚伪，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这样，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鲁迅既把中国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么，从这一原典的意义来说，他一生的战斗，都是在追捕“凶手”。
1706053156
1706053157
关于幽默，他指出，在中国，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因此幽默是不会有的。中国人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况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幽默的时候。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有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他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奴隶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寻开心”大不相同，“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领。鲁迅对幽默和讽刺做了严格的区分，正如对奴才和奴隶的区分一样。他强调说，讽刺是真实的，富于改造热情的。但因为如此，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已经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三十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鲁迅看来，繁荣正是危机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少有讽刺的杂感，却多的是“小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类麻醉性的东西一旦多起来决不是好事情，那是会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然而，生机何在呢？他以为是仍然在于战斗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他这样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1706053158
1706053159
如果说鲁迅对周作人们的批判是一种现象批判，而非个人之间的批判，是“冷战”，那么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则有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缠斗了。
1706053160
1706053161
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1706053162
1706053163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1706053164
1706053165
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1706053166
1706053167
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1706053168
1706053169
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1706053170
1706053171
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着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1706053172
1706053173
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1706053174
1706053175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
上一页 ]
[ :1.7060531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