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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饮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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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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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喜欢喝几杯酒，这让他当年的论敌找到了讽刺攻击的把柄。叶灵凤就很不客气地在《戈壁》第二期（1928年5月）上发表了一幅鲁迅醉酒图并附说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冯乃超则在《文化批判》第四号（1928年4月）上发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说鲁迅“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在叶灵凤的笔下，鲁迅是个酒精依赖者。甚至在同一阵营中，鲁迅也会因此受到错误批评乃至攻击。1928年，创造社中人就一面宣传鲁迅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诬栽他有杀戮青年的主张。有人说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为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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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当时文坛论战的是非，客观地讲，鲁迅喝酒，有一个从不喜欢到泰然受之再到几乎戒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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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鲁迅是不喝酒的，甚至是憎恶喝酒的，这与他父亲的不良酒风有关。萧红曾回忆鲁迅一次醉酒，当人们说鲁迅喝多了时，鲁迅却极力辩解：“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提起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鲁迅先生生活忆略》）鲁迅的父亲醉酒的样子确实可怕，周作人、周建人对此都有过回忆。老二作人回忆说，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老三建人回忆说，有一次，忽然听到瓷器摔在石板上发出的清脆声音，赶去一看，父亲把饭碗菜碗都掷出北窗外了，接着酒杯也落在石板上了，最后，桌上的碗筷一点也不剩了。他在掷这些东西的时候，脸色是阴沉、忧郁、压抑、悲伤的，使孩子们都不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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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种醉态自然强烈刺激过鲁迅，所以早年他不喝酒，甚至憎恶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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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饮酒，鲁迅也处之泰然了。1909年鲁迅从东京留学归国时，不仅开始抽烟，还开始喝酒。在老家绍兴，常常找鲁迅喝酒的人是范爱农。范爱农告诉鲁迅，他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鲁迅《范爱农》），酒生豪气，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鲁迅的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到北京后，特别是在绍兴会馆居住的近八年时间中，单身汉鲁迅耽于饮酒。对于这一点，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其实有过各种解释。1925年，鲁迅在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用精神分析法看，这显然是自虐的心态。再比如：“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也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这是借酒浇愁。许广平对此解释说，这“是由愤世嫉俗的一种反抗的驱迫，使她不时的沉湎于杯中物”[2]。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深刻剖析了阮籍狂诞自傲背后的愤时忧世之心后说：“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这其实已经吐露了他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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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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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嗜酒不渝，简直成了中国文人寄情诗酒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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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作为一名海归派公务员，开始在绍兴会馆以抄古碑、辑故书、读佛经的方式消遣时日，看上去亦官亦民，亦文亦仕，只有当他兴致勃勃地小酌两杯时，那位消遁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达八年之久的鲁迅，才真切地出现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时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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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1912年日记，我发现他的嘴里常常淡出个鸟来，动辄饮于酒馆，一如魏晋时的阮籍、刘伶之属，胸中块垒，须酒浇之。他的这一做派颇有东晋王忱的风格：“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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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简约、含蓄，聚饮文字却颇多，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兹略举几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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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于广和居”（5月7日），这是到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夜饮于致美斋”（5月8日），“晚同恂士、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季巿之室”（7月17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8月17日），医嘱仅隔一天，“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8月19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巿之室”（8月28日），“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巿之室”（9月6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9月11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9月27日）。10月、11月略有收敛，“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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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鲁迅1912年饮酒的标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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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和居为代表的北京街市饭庄酒肆中，鲁迅学习李太白，“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风花雪月，朝朝暮暮，世事若此，人或不醉，岂不辜负1912年风雨欲来之中华民国？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观照1912年鲁迅的嗜饮，则可以透视出一个压抑的公务员骨子中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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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忘掉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的公务员身份吧，他“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5月10日）；且忽略“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哀范君三章》）的国家遭遇吧，他认为“中国又一天一天地沉入黑暗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且不计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的颓废吧，他在哀悼范爱农时有了一种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鲁迅的喝酒，本质上是单身汉式的，这与孟浩然有些相似——有位朋友要把孟浩然推荐给朝廷，约好动身的那一天，恰逢几位好友，聚饮甚欢，有人提醒他：你不是要去朝廷吗？孟浩然大怒：“业已饮，遑顾他！”终于没有做成官。这就是文人的性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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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巿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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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周树人等32人为教育部佥事，后周树人又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此次AA制饭局后“骡游于街”，足见三人心情都非常之好。这种贾岛式的“月夜酒后骡游图”，恐怕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闲情逸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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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9月25日，阴历中秋，“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此情此景，读之使人怦然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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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11月9日，“晚邀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买一鱼食之……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12月31日，“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倘结合9月5日“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我们得惊呼鲁迅的文人情趣在1912年生活的缝隙中发挥得如水银泻地般酣畅。这是真正的文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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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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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自1912至1936年25个春秋的日记中，凡有酒事每回必记。他素来爱憎分明，若脾气不投之人相邀，或是逢场作戏的公宴，他常拒而不赴，或半途告退。若朋友相聚，酒逢知己，则开怀畅饮，以至大醉；郁寂之时，借酒浇愁，也会酩酊；逢年过节，添酒治肴，聊以寄托乡思；目睹黑暗和血腥，反抗绝望，更是酒已尽，言难尽，意难平。比如一天晚上，鲁迅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又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但这些还都不是鲁迅饮酒最多的记录。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记述，1925年端午下午，他喝了烧酒六杯，葡萄酒五碗……据说当时鲁迅并未醉倒，只是有了七八分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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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期间就已因喝酒而伤胃，后来又因支气管及肺部疾患，医生严肃告诫他勿再喝酒。1926年9月18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信“不敢劝君戒酒，但祈自爱节饮”。鲁迅在信中回复说，他到厦门后酒已喝得极少，体质和心境都较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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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实并不贪恋杯中之物。特别是上海时期，喝酒基本就成了鲁迅生活中的点缀了。陈学昭曾回忆说：“每天晚饭，他喝一点酒，很少，大约至多不过半两，旧式的小酒盅一盅。每天晚饭他要固执的劝我喝酒，使我很窘，并且总要用了这类的话来说服我：‘虽然你不欢喜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于是当我还没有注意到，面前已放了半盅酒了。”（《回忆鲁迅先生》）他不仅自己喝酒，也劝女学生喝酒，可见并不认为喝酒有害。常有机会与鲁迅同饮的郁达夫说：“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忆鲁迅》）郁达夫1933年曾作诗赠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一眼可以看出，这是戏作，主要意思还是指向鲁迅的作品。有学者撰文说“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这是想象之词，与事实不符。查《鲁迅日记》，饮酒的记录比比皆是，但醉酒的记录24年间只有区区11次，平均两年一次。对一位常以烟酒助兴的作家而言，这绝不能称之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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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京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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