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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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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要请，就要吃得好——周府治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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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请客吃饭非常重视，这和他对待看电影的态度相似，即宁缺毋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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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治馔请客，是鲁迅对待请客的最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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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治馔请客共有32例。其中北京时期仅6例，上海时期达28例。比如，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朋友伊赛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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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期，周府有时准备一顿饭还从两个方向邀请客人，如1925年1月25日是个星期天：“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这显然是鲁迅的客人。与此同时，“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这则是周母的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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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26年8月16日邀请许广平等人吃午饭最值得关注，因为涉及他们共同离开北京这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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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比许广平大十七岁，1923年秋天，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时认识了许广平。1925年3月，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由于鲁迅的原配朱安无法给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提供慰藉和理解，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鲁迅和许广平从一开始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发展到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有一个过程。当许广平于当年4月10日署名“小鬼（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许广平”，紧接着4月12日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16日敢用“‘尊府’居然探检过了”的戏谑口气后，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中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亲昵感情。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拳击了”俞芬、俞芳二姐妹，又“按小鬼之头”，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此后许广平给鲁迅写信大概很是作了一番文章（信佚），鲁迅则申辩：“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1925年6月28日鲁迅致许广平，见《两地书》）同时对“拳击”俞氏二姐妹作出辩解：“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足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竟然担心对方误解，需要澄清了！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后，北京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鲁迅的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与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处境还是尴尬的；对别人的非议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许广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旧话》）离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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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过生日时喜欢邀请客人到家里来。作家李霁野1993年9月回忆说，他1924年翻译《往星中》一书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台静农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鲁迅一次，每次去，鲁迅都显得很高兴，他谈兴很浓，往往到深夜还不肯让他们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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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送我们出门时对我们说：“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当时我们疑惑不解，第二天我们按时赴约了。鲁迅先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邀你们来家热闹热闹，我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让你们尝尝。”从此我们就知道鲁迅先生的生日是哪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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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即1925年的9月25日，我们三人又相偕为鲁迅先生拜寿了。这次是吃炸酱面，先生平日里也喜欢这类饭菜。静农还带去了两瓶山西杏花村酒店出售的汾酒，因我们知道先生偶尔也喝一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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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在鲁迅家吃炸酱面》，《李霁野文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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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16日，鲁迅邀请云章、晶清、广平午餐。云章即吕云章，晶清即陆晶清，她们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活跃于北方文坛，当时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学系，是许广平、刘和珍的同班同学。8月13日，在女师大毕业前夕，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曾同邀鲁迅共进午餐，同桌有徐旭生、朱逷先、沈士远、尹默等。16日这一天，是鲁迅回邀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这可以看作是鲁迅、许广平向吕云章、陆晶清的饯别。鲁迅和许广平离京时，吕云章、石评梅、陆晶清等前往北京站为鲁迅送行。之后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思想此时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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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在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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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选择在上海居住，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进退回旋的余地比较大。租界是中国的屈辱之地，在“清党”的特殊时期，却也是安全之地，所以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以“且介”命名自己的文集，表达一种既屈辱又苟且偷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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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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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抵达上海后之所以选择先在多伦路景云里居住两年多，是因为三弟周建人当时就在附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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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景云里环境嘈杂，影响写作，加之鲁迅手头比较宽裕了，1930年，他们便租住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的拉摩斯公寓三楼的一套房子里。房子是内山完造帮助找的，住了有三年。瞿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就住在这里。那天鲁迅不在家，许广平便把大床让给了瞿秋白和杨之华。避难的最后一天，当时负责安全特务工作，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陈云来接瞿秋白转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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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鲁迅搬到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一幢建于192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这是先生最后的故居，也是内山完造以书店职工的名义帮助找的。房子共三层，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主卧和储藏室，三楼是小孩房和客人房。屋内陈设比较高级，不但有抽水马桶，做饭还有管道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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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周府请客时，就在以上三处寓所，绝大多数都是许广平下厨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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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买书、办事遇友人请至家里。如在内山书店遇蒋径三，“值大雨，呼车同到寓”，请客人吃了饭才作别。再如帮助傅东华延医为其子看病后，邀一同帮忙的河清（黄源）“来寓夜饭”。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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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海婴过生日。鲁迅爱子周海婴生于1929年9月27日，父子二人的生日以阳历算只差两天，父亲的生日往往变成了孩子生日的附属品。海婴一岁时，“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1931年9月25日本是鲁迅生日，“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庆祝家宴的主角却变成了海婴。三岁时，叫来了三弟一家，“晚三弟亦至，并赠玩具帆船一艘，遂同用晚膳。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煎饼、水果各一囊”。1934年海婴过五周岁生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奉告：“但作少许菜，大家吃了一餐，算是庆祝，并不请客也。”有时也为自己过生日，比如193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雪方即冯雪峰，这里所记的“万年笔”是日语，即自来水钢笔。鲁迅一向反对铺张浪费，除了母亲六十大寿那一次，鲁迅从未为家人的生日大操大办过，包括自己和海婴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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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庆祝节日。过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过除夕，“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显出了难得的好心情。冯雪峰多次受邀到周府吃饭，也是有原因的。1930年5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住在这里时，冯雪峰晚饭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五烈士牺牲后，他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进行纪念；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可以说，周府家宴，加固了他们的相知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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