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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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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唱平湖调、刊刻佛经为母祝寿——令人欢喜赞叹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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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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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鲁迅绍兴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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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母亲及绍兴老家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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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有目共睹的孝子。由于父亲去世早，鲁迅的孝心，都倾注在母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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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鲁迅在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购置了一套住房，并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家接到了北京。鲁迅让母亲住最好的东屋，自己则住在客厅外接出的一个小棚子即“老虎尾巴”里。鲁迅出入家里，总能做到“出必告、返必面”，并为母亲买回各种点心。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上海后，将母亲托付给他的学生、同乡许羡苏照看；发妻朱安也一直在母亲身边履行义务。从1930年3月起，鲁迅和母亲开始通信，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鲁迅逝世之前，六年多时间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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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书的是，1916年，鲁迅专门刊刻了佛经，并请了唱平湖调的艺人在周家新台门唱戏，以祝贺母亲六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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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12月是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60元钱，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祝寿自然要摆筵席，要祀神祭祖，周家新台门自然宾客满桌。鲁老太太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为了让母亲高兴，鲁迅还特意邀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是鲁老太太最高兴最欣慰的一天。鲁迅日记1916年12月13日载：“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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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平湖调又称“越郡南词”，简称“绍兴平调”，是流行于浙江省绍兴及其周围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湖调而得名。相传这一曲艺初创于明代初期，成形于清代初期。绍兴平湖调的表演方式为一人自弹三弦说唱，以唱为主，间有说白。2006年，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鲁迅请平湖调艺人唱戏，也为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尽了绵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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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母亲祝寿，除了唱平湖调，鲁迅还专门出资刊刻了佛教名典《百喻经》。孝敬父母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像鲁迅这样通过刊刻佛典广为结缘的例子，在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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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喻经》，是佛教寓言集，原名《痴华鬘》，是印度高僧天竺大乘法师伽斯那所撰，共讲故事98则，号称“百喻”，是一部充满了哲理的书，语言精练古朴，故事多从生活中来，可读性很强。《百喻经》原无单刻本，在浩如烟海的经藏里不易见到，因此流传并不广。鲁迅之所以在浩渺的佛教典籍中选择刊刻《百喻经》，即是为了广为流布此经的一个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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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并不是佛教徒，却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高士。据许寿裳回忆，“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即1914年，这一年鲁迅请购《选佛谱》《三教平心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此外鲁迅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并曾用十三个晚上抄录《法显传》一万二千九百余字。佛籍为鲁迅提供了许多养料，鲁迅总能在佛籍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从《法显传》中，他就看到了“舍身求法”的精神，并在1936年撰写《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认为，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鲁迅是从文艺、哲理的角度研究佛经的，把佛经当作记录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看待。1928年，鲁迅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反被鲁迅说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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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刊刻《百喻经》呢？六朝佛经翻译极盛，在思想内容和文章体式上，对后世影响极大。鲁迅向来爱好魏晋文章，他把《百喻经》当作一部寓言集看待，这是他刊刻《百喻经》的美学出发点。他编印《百喻经》只取经义中的譬喻部分，而去掉了“说法”部分。同时，鲁迅的母亲笃信佛教，为母亲寿辰刊刻佛经以为功德，这则是鲁迅刊刻《百喻经》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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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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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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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刻印《百喻经》动手早，在母亲60寿辰前两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了，委托的是金陵刻经处。1914年7月29日鲁迅日记载：“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金陵刻经处系晚清学者、佛学家杨仁山先生（1837—1911）于1865年开办，是一所专门刻印佛经古籍的刊行所，以刻工精良著称，至今尚在。许季上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许氏为佛教徒，精梵文，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过印度哲学，与刻经处有谊。许季上曾送给鲁迅一部《等不等观杂录》，就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的著作；他又曾赠给鲁迅《劝发菩提心文》《大唐西域记》《金刚经嘉祥义疏》《梦东禅师遗集》等书，多为金陵刻经处的印刷品。托许季上与金陵刻印处联系刻经，可谓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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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7日，鲁迅“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1915年1月11日，“《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三十册”。《百喻经》当时只刻印了100部，前后汇款洋银60元，余资6元刻了《地藏十轮经》。这个刻本为线装一册，每半页10行，一行20字，共56页。书后附录：“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鲁迅捐资刻版的《百喻经》原版共三十块，两面刻字，上面涂有灰色香墨，解放后仍完好地保存在南京金陵刻经处。“文革”前，每年都要利用原版为读者加印二三百部，功德广布，后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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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刻成后，鲁迅将其用来赠送亲友。如赠许季上10册、周作人6册、许寿裳4册、钱稻孙3册，戴芦舲、汪书堂、季自求、陈师曾、蒋抑之、陈公猛、朱造五、夏司长、汤总长、梁次长各1册。1916年12月鲁迅回绍兴省亲，为母亲祝寿，自然也带了这部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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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鲁迅又出资赞助王品青校点《百喻经》，自己亲自作了题记，以原书名《痴华鬘》，交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为线装，用蓝泥精印，天地宽阔，钱玄同题签，极其典雅。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合为一集，可视作《百喻经》的另一印本。鲁迅为母亲祝寿刻印《百喻经》时，没有评论过此书。十多年后，他为王品青校点的《痴华鬘》作了题记，可看作是当年刻印《百喻经》的一个补充说明，显得意义非凡。鲁迅说：“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又说：“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鲁迅把这部书作为佛教文学来看，虽说都是佛家的寓言，但“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这部“除去教诫，独留寓言”的佛教文化经典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异彩。现在要想找一本王品青校点、鲁迅作序的《痴华鬘》，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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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自1915年起始有单行本，成为一部独立的经书。后来北新书局又正式出版了《痴华鬘》，这部藏经楼中的宝典才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这是鲁迅所做的功德，也是现代文学史上“钦崇慈亲，孝心肃祗”的典范，后人每一提及，莫不欢喜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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