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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烹鹜沽酒作夕餐——与钱玄同的合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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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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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绍兴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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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钱玄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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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30日鲁迅日记云:“朱蓬山、钱玄同来。张协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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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秋之夜绍兴会馆的一顿聚餐,涉及两个有意味的话题:一是鲁迅笔下的月光和月色;二是鲁迅与钱玄同的合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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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席”气象记录师鲁迅笔下的月色和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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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天气状况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比如:“大雪竟日”,“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读之亦美;“风颇大,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看来民国初年的北京城就已经有雾霾、沙尘暴光临了;“昙。风。午大雨一阵,午后霁。晚细雨,夜大雨”,把一天之中的天气变化都记了下来,职业气象观察员也未必会如此敬业;“大风撼屋,几不得睡”,北京的大风,如夜狗吠月,笔者也多有领教;“小风。脱裘”,地气涌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风而雪,草地及屋瓦皆白”,这是1933年的记录,非常写意,在后期日记中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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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鲁迅堪称民国“首席”气象记录师。如果快速阅读鲁迅日记中完整的一年,春夏秋冬、风雨雷电依次从眼前徐徐而过,地气冷了又热了,热了又冷了,时光飞逝,节气变易,天增岁月人增寿、万事万物新生又老去的感觉非常明显,给人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笔者认为,鲁迅热心于记录气象,与其国内学矿、留日学医的“理工科”出身不无关系。他翻译科幻小说,撰写科学论文,作文合乎理性且不堕入虚妄,人文精神中富含科学精神。日记中随手记录的气象,既可视作私人趣味,也可看作是对“观象授时”的重视,对四季轮回的敏感,对岁序更替的审视,这些,都渗透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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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留意月光,日记中对月色有着唯美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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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22日,这一天,鲁迅(当时还是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晚钱稻孙来,同季巿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大约是职位刚刚落实,饭碗得到保障,心情畅快,于是和许寿裳、钱稻孙在广和居AA制吃了一顿晚饭后,看到月色如此之美,可不能辜负好时光,便欣然“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是阴历中秋,“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此时,周树人先生显然想家了。但1913年的中秋节就看不到这一景象,因为他去同乡蔡谷卿家里吃饭,饭毕欲归无车,走到宣武门外才叫上车,“途次小雨,比到大雨。今日是旧中秋也,遂亦无月”,透着一些遗憾。等到本文谈论的1917年的中秋节时,“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既有鸭肉吃,又沽酒而饮,月色如此之美,大龄单身汉鲁迅没有理由不惬意。1926年9月21日,“旧历中秋也,有月”,这一天,移至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月光下干什么呢?林语堂给国学院中人送了一筐月饼,鲁迅和他的同事们做游戏,“投子六枚多寡以博取之!”还真是童心未泯。1931年9月26日,“传是旧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广平访蕴如及三弟,谈至十一时而归”。“佳”字足见其内心之惬意,想来是夜心怀宽畅,谈兴未息,如苏轼在黄州般“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找周建人夫妇谈天。周家老大、老三月夜长谈,与其失和的老二在哪里呢?不禁使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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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关月亮的记述还有:“夜微雨,旋即月见。”“微雨终日,夜月出。”“午后雪止而风,夜见月。”“大风。朗月。”总之都是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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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27日:“大风,霾。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之益昌饭。……夜风定月出。”“风定月出”,寥寥四字,当时情景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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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8日,“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大雷雨一陈。少顷月出”。雨后月出,自然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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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绝交,鲁迅携妇搬至砖塔胡同暂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时,被周作人夫妇追打、辱骂。过了几天,6月16日是小雨,下午霁,“整顿书籍至夜。月极佳”,心情似乎始见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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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记中留意月色相照应,鲁迅作品中常见月色出现,且构成了作品中不可剥离的环境气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日记中的月色是美好的,回忆类散文中的月色也是美好的,唯有小说中的月色是冰冷、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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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是鲁迅经典之作《狂人日记》的第一句话,中国现代文学就这样开头了。鲁迅用“很好的月光”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此后的《药》则是这样开头的:“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营造出一种惊悚、恐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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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中冰冷、凄清的月色不同,鲁迅回忆类散文中所写月色都非常美好。如《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这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和记忆中的闰土,反衬出心目中的故乡与现实故乡之间的巨大反差,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唯美抒情的片段之一,显出了一种温情的含着泪光的思乡之情,读之使人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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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记中记述月色,是无意识的;但在小说、散文中写月亮、月色,却是小说氛围的一部分,绝不是闲笔。他对于月色的留意,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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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的合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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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在中秋节的这次饭局中,出现了怕狗的钱玄同。正是钱玄同将鲁迅带到了《新青年》的酒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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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这次在内,鲁迅与钱玄同在饭局上相遇共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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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十分微妙。二人之间的过从关系,用钱玄同的话讲,“头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鲁迅与钱玄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反映着章太炎门下弟子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则反映着两种文化思想和文化人格的相得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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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都是浙江人,在日本留学时又都受教于章太炎,所以既是同乡又是同门。浙籍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得风气之先,最初比较团结凝聚,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的差异,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随着时局的变幻,章门弟子内部便发生了分化,尤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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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最初相识于民元前在《民报》社听讲,但关系尚不密切,“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还戏称钱玄同为“爬翁”。1913至1916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仅15处,其中收函复函7次,不期面遇于厂甸,章太炎、沈尹默、马幼渔寓所计5次,同席共饭2次,钱玄同专程拜访鲁迅只有1次。1913年,钱玄同索要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还要通过钱稻孙转达信件和转代书籍,可见二人关系尚疏,基本属于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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