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56121
鲁迅的饭局 南云楼风波——与林语堂像一对雄鸡对视
1706056122
1706056123
时间：1929年8月28日
1706056124
1706056125
地点：上海南云楼
1706056126
1706056127
与席：鲁迅、李小峰、林语堂及夫人、郁达夫、矛尘（章廷谦）、杨骚、章衣萍、曙天
1706056128
1706056129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云：“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1706056130
1706056131
鲁迅和林语堂于1925年底始有来往。鲁迅是“80后”，浙江人氏，林语堂是“90后”，福建人氏。前者比后者大14岁。
1706056132
1706056133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归国初期与鲁迅甚为相得，是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急先锋”。《语丝》时期，鲁迅借林语堂文章中的英文“费厄泼赖”一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他要打的“落水狗”，是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这里边当然存着时代的局限，但“打狗运动”把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然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并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1706056134
1706056135
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认为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于是，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1706056136
1706056137
两人的思想道路，显然地，也是很正常地出现了分歧。
1706056138
1706056139
二人之间的分歧，追根结底，是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所以，林氏在上海创办《论语》等，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但是，林氏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所关注的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
1706056140
1706056141
1929年8月28日，在这场由李小峰召集和做东的饭局上，便发生了著名的“南云楼风波”，这是鲁迅与林语堂第一次正面的思想冲突。
1706056142
1706056143
争论的原因仍然和一场庭外调解的官司有关。
1706056144
1706056145
对这场成功调解的官司，当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是反对者之一，所以在饭局上语带讥讽。
1706056146
1706056147
有关这一风波的过程，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正面描述过：
1706056148
1706056149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1706056150
1706056151
当事人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
1706056152
1706056153
但鲁迅当天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1706056154
1706056155
林语堂日记中又是怎样记述的呢？记录林语堂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生活的手写日记，曾出现在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预展上。据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的一位经理讲，这本日记15年前出现在市场上，当时并未引起太大注意。但是，日记的出现，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证据，甚至提供了许多破解文坛公案的佐证。
1706056156
1706056157
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8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记述的正是“南云楼事件”。
1706056158
1706056159
“对骂”二字显示，这两位文坛巨匠当时真是放下斯文身段，大闹过南云楼。不过，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咬牙切齿的感觉，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前者不愧是杂文祖师，后者不愧是幽默大师。
1706056160
1706056161
关于南云楼事件，“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1706056162
1706056163
“南云楼风波”被有的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因为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林语堂对鲁迅状告李小峰“索取版税之权”加以讥刺，说明虽然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施行细则》，但林语堂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把“索取版税之权”看成是一种非仁义的举动。这种认识并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有局限性的认识或觉悟。林语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1706056164
1706056165
以“南云楼事件”为转折，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林语堂在日记中很少提及“鲁迅”二字，与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则交往密切。
1706056166
1706056167
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之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等文章来回敬。二人不仅文章中有斗争，生活中也有斗争。后来，另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
1706056168
1706056169
鲁迅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
上一页 ]
[ :1.706056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