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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常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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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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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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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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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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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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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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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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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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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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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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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坐独轮车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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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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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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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开我坐独轮车上学有900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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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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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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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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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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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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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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