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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常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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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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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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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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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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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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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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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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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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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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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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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坐独轮车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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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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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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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开我坐独轮车上学有900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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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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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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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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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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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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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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