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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二、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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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1）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2）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3）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我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一个感性工作者，自己知道知识不足，水平太低，深感文字改革需要跟语言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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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约我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我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就我的浅薄了解，尝试跟语言学（包括文字学）挂钩，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我的这一努力是幼稚的，可是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约我去再次开课。我把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1961年第一版，1964年再版，1979年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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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之为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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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关于汉字：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诸如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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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音词问题：我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我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1）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2）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3）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4）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不是人们所想象那么多了。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50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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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我在分析一本《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7000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39％”，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1978）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79），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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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7000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545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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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我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每增加1400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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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我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1980年我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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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事实上萌芽了。当时提倡：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我在《现代汉字学序言》（1993）中说：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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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从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515字）类推成为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2235字）。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这些规范汉字已经普遍用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只有招牌、广告等所谓“社会用字”还处于混乱状态。在台湾，手写行书也用简化字，跟大陆大体相同。香港“繁简由之”，回归之后渐渐改繁为简。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日本重视减少字数，一般只用1945个常用汉字，值得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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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理论问题有争论。“从繁到简”是不是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有人说，汉字历史，“既有简化，又有繁化”。如果汉字是例外，简化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我认为汉字也是“从繁到简”，不是例外。汉字中形声字越来越多，“形声化”是符号的“复合”，不是“繁化”。钉头字和圣书字也有“形声化”，它们把几个符号线性排列，不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发生“繁化”的感觉，是因为把几个符号叠合成一个方块。汉字叠合以后又促进了简化。楷书形声字的部首“三点水”“草字头”等等，都明显地简化了。“复合不是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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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三、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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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写文章说，文字改革要依照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什么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呢？这是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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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文字的特点是由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有音节分明的特点，适合使用表意的汉字；英语有词尾变化的特点，适合使用表音的字母。“语言决定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这个说法近来很流行，对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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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文字是否都跟汉语的文字相同或相似呢？在汉藏语系中，汉语之外另一种重要语言是藏语。藏语也是音节分明而没有词尾变化的，可是藏语的文字不用汉字而用表音的字母。这不是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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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用汉字作文字的国家除中国以外有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三种语言是否特点都跟汉语一样呢？不然。日语系属未定，不是汉藏语系，是有词尾变化的，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日语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朝鲜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词尾，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今天北方废除汉字而南方仍旧用汉字和字母的混合体。越南语（京语）跟汉语非常相似，但是不属于汉藏语系；越南语原来用汉字，后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在以上三种语言中，不同于汉语的采用汉字，相似于汉语的采用拼音文字，这不是正好否定了“语言决定文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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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拉丁字母，书写了各种互不相同的语言，这更证明语言的特点跟文字的特点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决定文字”的说法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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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文字是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可是有人说：汉字用了3000年，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可见“形意音”的发展规律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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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意音”的发展规律来自西方。我就到西方的著作中去看看情况。最能说明“形意音”规律的例子是“钉头字”。钉头字在本土“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传到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有逐步前进的“形意音”变化，但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以后，才摆脱“意音”结构，发生“从意到音”的质变，成为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完成的，不是在本土传承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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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汉字跟钉头字相比，看到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比重的历代增加，就是声旁表音作用的发展，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文字结构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汉字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变为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在汉语汉字到日语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形意音”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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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世界文字的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是钉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2000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公元前1500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钉头字晚2000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我写成专书《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把汉语汉字跟钉头字和圣书字共同排列在“古典文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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