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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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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 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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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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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著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笼中鸟集》、《小西门集》、《念楼学短》、《书前书后》等，编有《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知堂书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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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名为“念楼”，即“廿楼”之谐音。念楼中挂有沈从文、钱锺书、黄苗子、黄永玉、丰一吟、沈鹏的书法。闲谈中，我提起在香港采访过罗孚和鲍耀明先生，钟先生说他认识罗孚就是通过鲍耀明介绍的，曾托出版社寄赠《周作人散文全集》给鲍、罗二位。“罗孚先生最近还送了我一帧梁漱溟1948年写给他的条幅，托人带到我家里。他那时候不叫罗孚，叫罗承勋。”他想让我看这条幅，在书房中寻找却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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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钟先生告知条幅找到了，请我再去念楼。但见条幅挂于客厅：“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卅七年元旦写杜诗为承勋乡兄之属。梁漱溟。”同座欣赏这幅书法的是钟先生的老朋友朱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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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爱书人，钟叔河和朱正的命运有点相似。1949年参加工作，任职《新湖南报》，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钟叔河说：“有人曾经两次约我一起去自杀，一次是1957年；一次就是‘文革’之后，被捕入狱以前。他觉得厌倦了，不想活了。我跟我老婆都是右派，我有句话是跟自己老婆讲的：‘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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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钟叔河平反出狱，由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深远。关于“走向世界”，钟叔河回忆：“他们原来提出的书名，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出一个形象的题目。中国原来文化对别国也有辐射力，东亚文化圈基本是汉字文化圈。但是，后来中国闭关自守了。我们要走向世界，走向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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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钟叔河则以编辑周作人作品著称。作为出版家，钟叔河力争出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曾轰动一时，当时周作人与曾国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1986年，钟叔河为重印周作人著作撰写广告：“人归人，文归文。”1989年，钟叔河将《曾国藩与弟书》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相提并论，但他指出：“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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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钟叔河写作颇勤，著作不断，不时接受媒体采访。他笑道：“采访很多，对我有害，别人会以为我喜欢作秀，其实我从来就是个有话就说的人罢了。”对当下正在大搞“湖南精神”，钟叔河自有看法：“湖南有湖南精神，广东有广东精神，北京也有北京精神，那还得了。一个地方的特点和性格，怎么能概括为几句话呢？这不过是一部闹剧。如果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的精神，广东就不为天下先啊？如果说‘先忧后乐’是湖南精神，广东人就不先忧后乐了？简直是开玩笑。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有一点价值的话，就首先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会是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知识分子，我是一个湖南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回事。屈原也不是湖南精神的代表，屈原在湖南只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贾谊也是成年以后才到湖南，死也不是死在湖南，生也不生在湖南。杜甫最后一段生命在湖南，远远不如他在四川。现在把他们附会为湖南精神，都是开玩笑，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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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现在想写自传，至于能不能完成，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八十多岁的人，说死就死了。有些朋友头天还在扯淡，第二天就死了。那倒还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受什么折磨。”然而，和一些后辈的接触，让他颇有感慨：“我不乐观的就是现在的在校大学生，这一点很使我失望。他们很少像80年代的大学生、更早30年代的大学生，或者五四年代的青年。那时候的人都很年轻，胡适才二十多岁，现在在校大学生都是他们那个年龄。现在有热血，有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引导他们只去追求物质生活和求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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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文坛，钟叔河表示不喜欢跟别人打笔墨仗：“我也劝过朱正先生，跟别人论战的文章可以少写，自己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何必浪费精力和时间，这有必要吗？这一般都是意气之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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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的未来，钟叔河和朱正同抱乐观。钟叔河说：“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走向的世界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中古的世界是划分为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当然文化之间有接触、有交流，但是基本是作为不同的地区独立发展的。进入近代以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全球文明，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如果全国人民真正接受了普世价值，中国的问题就好办了。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走向世界是追求共同的世界。你们都应该看到走向世界的曙光，我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我对于这个前景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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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为什么对周作人这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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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我喜欢他的文章。很小就看他的文章，在1945年以前，我只能从我哥哥战前的国文读本上看到，抗战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就不选了。抗战开始，父亲把我一个人送回湘北老家，老家的书都是线装书，白话文的书就是我哥哥的初中国文读本，我就这样接受周作人。那时候，我连哥哥的历史读本、地理读本、生物读本都读。抗战胜利，我读高中，语文程度也提高了一些。那时候也不再新印周作人的书了，但是老的书在旧书店还是有，发现了就买来读，慢慢喜欢上他的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除了美以外，还有真和善。真就是知识，关于人生和大自然的知识。善就是能启发你去追求知识。像《故乡的野菜》，作为散文，似乎还没有叶圣陶那么轻灵，但是它能引起你思索。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经得看，它有思想高度，有文化内涵，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要求读书明理的期望。他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我喜欢周作人，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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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旧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国，鲁迅和周作人都对它采取不调和的批判的态度。对于旧的文化，他们是最彻底的批判者，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周作人和我的思想是合拍的，我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前一代人在认识的深度上来讲，还很少有人超过周氏兄弟。当代的学者有些新的观念，会些新的名词，讲的很多话可能比周作人新一些，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水平。因为后来人对于旧中国和旧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所以他们的批判不可能到位，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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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怎么看1937年周作人留在北平的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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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那时日本侵占中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被动挨打的。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对这些人也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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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京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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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逃难，开头大家也不知道抗战只有八年，不会知道八年以后就会回来。在沦陷区要不要办教育呢？政府走了，军队走了，人民还在，北京有几百万市民。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剃头匠，在北平剃头，或者我是一个开店的人，靠做面条或者蒸馒头为生，我的房子就是我的生产资料，我能够到重庆去吗？我去那儿，谁给我房子呢？剃头匠在北京，反正谁来了还得剃头。但是，我这个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他要不要进小学呢？小学生能够到延安或者到重庆去进学校吗？还是只能就近上小学。那么还是要人办教育，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所以，我认为抗战时期留在北京、南京办教育的人，教书的人，俞平伯、钱仲联他们，是没有多大罪过的。有很多重要领导人，当时不也是在沦陷区读的中学、大学吗？张爱玲当时也是个学生，不也留在上海，写文章发表文章吗？她的成就不也是中国文学成就吗？关于周作人，蒋梦麟讲过：当时周还是北大指定的留平四教授之一，这四个教授是学校委任他们留在北平管理学校的校产，蒋梦麟后来给他证明了。但周作人自己不愿意走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他要走，蒋梦麟强要他在这里坚持。但蒋梦麟毕竟也认可了学校要留人照料。当然，后来周作人当督办，就不是一般地办教育了，那是做官了，而且是大官。他自己的解释就在他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里面，这与他在文章中一贯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读懂并且诠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以自己的认识来影响周围的人，努力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只要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他就觉得对得起中国人，对民族和人民尽了责任。我相信他的这个说辞，我并不认为周作人是为了做官去跟日本人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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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时周作人也很可能认为蒋介石会打不赢日本人，但是中国多几亿人，日本人不可能亡中国的种。北魏也好，辽金也好，元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是异族统治，汉文化还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再生力和保守性是很强的。我经常说“保守”这个词有两面性，不完全是贬义。它能够保守，说明它能够保持自己的本位文化。金朝、元朝、清朝都是汉族人做亡国奴的时代，但是金朝、元朝尤其是清朝，汉文化还是大大地发展了。相反的，金、元还融化在汉文化里面。东亚文化还是以汉字文化为中心。周作人认为政权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国家也并不完全等于人民，更不完全等于种族。周作人可能会以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可以亡，中国文化则不能亡，也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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