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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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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吴思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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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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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起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副社长。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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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吴思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彼时，每周一、三、五上午通常到杂志社坐班，其他时间多在家里读书写作，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已成名著。在编辑与作家之间，吴思更喜欢写作，但事实上用了更多的精力在办《炎黄春秋》。在他背后支持的是杜导正等八九十岁的老先生。杜导正现在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他的一群老朋友则是杂志的顾问，不时开研讨会，关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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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原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谁知入校不久，老师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批评人才的。吴思觉得还不如去新闻系，到底是培养记者的，而记者跟作家就差一步。于是他想往新闻系调。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跟吴思的父亲是旧同事，她劝吴思：别到新闻系来，想当记者，毕业以后到报社当就得了，新闻系学的东西不如中文系多。吴思这才打消了念头，毕业以后当记者倒很顺畅，觉得父执当年的劝告是正确的：如果学新闻，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手艺，写消息、写通讯、做标题，迅速就能上手。但是上手虽然快，又缺点别的专业知识，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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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时代，吴思最崇拜的记者是刘宾雁。“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到大学来演讲，全场爆满，站不下了，要站到窗台上。那时候，我们觉得记者的榜样就是刘宾雁。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他当时最轰动的《人妖之间》，写的是一个煤建公司的经理，他把人写成妖。现在作为一个新闻作品来看，是非太强，法官的意识太强，道德谴责太重。我看那个人，要是现在，是不是够得上犯罪都难说，可是最后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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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也读过法拉奇的作品。当我们聊起法拉奇问基辛格“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那个问题时，吴思若有所思地说：“你试过吗？按照这种方法问过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试一次，本身就说明进步了。”而对中国记者在三十几岁以后多转向编辑的现象，吴思大感可惜：“其实深度采访，肯定是年龄越大越好，能问得出问题来。有些老记者，他的气势、他的资历、他的年龄在那儿，他可以问一些敏感或有深度的问题。记者要是只当狗仔队，那的确不能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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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苏东坡，更接近历史。毕业后干新闻，在写现实的时候不断遇到麻烦，便开始研究历史。他甚至发现半年也不一定能采访出来的东西，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在历史中探求，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渐渐陷到历史里，终于独创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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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里，吴思不时会遇上“潜规则”。他认为在中国做媒体的特色就是摸索真实的言论边界，这个边界跟宪法宣布的边界不一样，跟行政法规宣布的也不一样。每个人，每件事，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尺度，复杂丰富，构成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体系。他观察中国媒体近年的变化：“我们现在得到消息的精度、广度、深度跟十年前根本没法比。这是言论空间跟信息传播手段进步的结果。”而网络对传统的纸质媒体的影响，吴思说：“像我们《炎黄春秋》的读者通常年龄偏大，他们上网少，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至少在我们可见的几年之内还看不到衰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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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华文世界的报业史，余纪忠的《中国时报》与王惕吾的《联合报》相激相荡的时代，依然让人荡气回肠。而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后出现的多元时代，至今仍值得深思。吴思说：“中国媒体前赴后继，死一个人，后面踩着上，换一个人上来还是这么一个气氛，靠尸体铺路也能把圈子撑大点，这是拼命换来的。在中国，能够走得远一点的媒体，或者有后台，或者有体制优势，或者就是前仆后继不怕死；凭借这些过人之处，事实上制造出几个特区，其他成不了气候的都被掐死了，这几个特区就显得比较扎眼。将来没有特区了，大家都一视同仁。原来那些特区的风头全都没了，那就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再一统江山，有几个大的报系分掉市场。我估计未来的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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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改革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如果这样搞政治体制改革，让各方面的收益大于成本，前景应该更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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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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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是一套，都是书面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这么运行的。反正这个东西要表达出来，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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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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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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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里“潜规则”这个词用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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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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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做新闻的时候读到历史，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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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别人有话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异族统治的因素，我们现在没有异族统治因素。想了解现实，离现在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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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朝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模仿大唐律来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他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像毛主席语录似的，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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