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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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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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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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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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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1—1872)、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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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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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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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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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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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入选”,就是我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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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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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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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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