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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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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六年读书，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是他“一生的第二个段落”，也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绩溪上庄不曾见过的新事物——从“第一次穿洋袜”，到接近革命党人办杂志，再到后来吃花酒作邪狎游，应有尽有。“第一次穿洋袜，是我的店里的程建泉教我穿的。”后面的两种，则都与革命党人有关系。他后来很爱说的中国人穿鞋方式的革新，估计也是在上海得到的新知识。胡适几次说过，“凡是文化的接触，都是各取其长的。譬如我们穿的鞋子，过去是不分左右脚的”。自从外国的皮鞋来了之后，“最早是陈嘉庚的橡皮鞋底，皮鞋是先在广东推行，再是上海的鞋匠模仿外国的做法，后来普及全国”，再后来则“大家穿的鞋子都分左右脚了”。胡适的意思是强调文化接触之后，“由下面渐渐的实行，而不是由上面来推行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同化力。但他兴之所至，又将同理推广到“女子的剪发”，也说是“没有谁来反对”，就不太符合事实了。[42]无论如何，对上庄来的小胡适，上海的“新”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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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上海的印象，最多是好坏参半。如果从感情上说，恐怕是坏的部分要多些。胡适后来回忆在上海读书的经历时给上海下了一个定义，即“眼界很小的商埠”。这个印象，很可能是一开始就形成的。眼界小则胸襟自然不宽，在洋人势力最大，因而影响也就最大的上海，对于外来乡下佬的蔑视，恐怕又超过一般的地方排外意识。上海既不能张开双臂欢迎绩溪来的小乡下佬，而上海学堂的教育水准后来又证明实不见得比绩溪上庄的私塾高多少（详后），则其不十分热情欢迎小胡适就只能表明其“眼界很小”了。同时，胡家虽已实际上成了一个以商业为生的“绅商”之家，但以胡父的遗教和胡母的有意培养，都不仅要与一般乡人有别，而且也并不认同于“绅商”这个身份。其对商的接受，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大约也只是维持在“半肯半不肯”的境地。如是，则“眼界很小”与“商埠”连在一起，更别有一层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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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初到上海，进的是父亲的老朋友张焕纶所办的梅溪学堂。据他自己的叙述，入学之日，穿着极为土气，“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同学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43]从上庄的“先生”到上海的“乡下人”，仍然是与众不同，仍然是众目之的，却已从鸡群之鹤变为丑小鸭，由云中跌到池塘；而那睽睽之众目，也由上庄常见的仰慕变为轻蔑，真是今非昔比啦！这种境遇，对于“见人则面红耳赤”的小胡适，想必是难堪之极。此时若有一个热心的同学来略示关怀，胡适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必会好得多。可惜没有。几年后胡适的信心已大增时，曾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上写了一篇《杨斯盛传》，里面说杨“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时候，年纪才得十三岁，那一种孤苦伶仃的境况，真个如同梦境了”。这应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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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因胡适不会说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故被编入“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五班，的确是到了最底层了。在此情形下，像其他许多初来上海的外地人一样，胡适心目中的上海形象自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后来胡适酒醉后骂租界的巡捕为“外国奴才”，也是其真意识之流露，最值得重视。这里面暗藏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文还要详论。此处我所关怀的是，那身为“外国奴才”的巡捕，多半也是胡适以及其他许多来上海的外地人心目中上海形象——特别是“商埠”那个部分——的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成分。不过胡适的“超我”使他将此观感久藏未露，只是到了酒后出真言之时，才“偶尔露峥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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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不绝胡适。在胡母教导下决不肯落人后的小胡适，一直在做准备。他父亲的朋友办的虽然是新学堂，重的却是国文，而不像许多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重国文是小胡适得以绝处逢生的转折机缘。胡适后来每庆幸自己没有入教会学校，部分或者也就为此吧。梅溪学堂低级班的《蒙学读本》，对于“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自然毫不费力”。胡适一面下工夫“专读英文算学”，一面当然还要学那不会的上海话。终于有一天，“我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星期四，教国文的老师“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起来驳正他的错误”，随口将书里《易系辞传》的引文说成是《左传》的。“见人则面红耳赤”的小胡适虽然只是“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也走到先生那里低声“驳正他的错误”。“先生脸红”之后，就出题目让这小外乡佬开笔作文。胡适“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老师看后，对学生说，“侬跟我来”，径直将胡适带到第二班的教室。“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坐进新教室，还禁不住在那里“欢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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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机会来了”是传神之语。那里面蕴涵的等待和准备，已是呼之欲出。观胡适对此事叙述之遣词用句，前面处处流露出一种压抑已久的心态，后面虽然以婉词出之，可以想见其写作时仍不免“面有得色”的意态。一日而跳四班，是胡适一生第一次享受“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佳境，而且是在一度“沦落”之后，想必有一种格士塔式（Gestalt）的升华感。那种扬眉吐气的情形，真是历久弥新。故差不多三十年之后，胡适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梅溪学堂翻身的日子，是入学后的“第四十二天”。而且特意用彼时他还不甚熟练的上海口语记下了“先生脸红”之后师弟子间的那一段对话，确是胡适不多见的生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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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欢喜尚未完，愁云已至。第二班正上作文课，一个题目是“经义”，胡适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另一题是作“论说”：“论日本之所由强”，他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这下轮到胡适脸红了，此时才有些后悔不该“驳正”先生之错，也颇怪那先生“不应该把我升的这么高，这么快”。若非家中出事，遣人来将他唤回，胡适真不知道怎么下台。得此机会，赶快抄下题目，“逃出课堂”。原来胡适的三哥病危，几小时后即死在小弟胡适怀抱之中。赶来奔丧的二哥也将胡适解脱出困境。二哥那时是胡家最谙新学者，他检出一大篮子“新书”给胡适参考，里面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而主要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看了这些新书，胡适就凑出了他的论说，不久也学会了做“经义”而升入了头一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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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古书和旧小说到接触《新民丛报》一类“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李敖先生以为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转捩”，[46]信然。胡适因此而“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不久就“自命为‘新人物’了”；再不久，更进而成了“传钞《革命军》的少年”，走向激进之途。新人物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与旧事物划清界限。胡适本已成梅溪学堂的佼佼者，却因拒绝应官厅的考试，很快离开梅溪学堂，旋因二哥的关系而进入更加有名的私立澄衷学堂。[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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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完全重国文、其教学内容或更接近教会学校的澄衷学堂恐怕才是真正对胡适的“新学”（来自小说报纸杂志的除外）大有裨益之所在。入澄衷学堂后，胡适有了在梅溪学堂的经验，又拿出不肯落人后的拼命精神，一心致力于英文算学，在此方面用力最多而收获也最大，更因常考第一而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养再次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更大增。而在这里打下的英文算学基础，恐怕是胡适后来考庚款留学不致名落孙山的重要因素。同时，胡适亦因二哥的指点，开始接触宋人的理学，已在为今后的治学打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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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澄衷学堂的印象似乎是以正面为主，不仅“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而且开始“稍得朋友之乐”，逐步从“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解脱出来。到澄衷的第二年，在梅溪时一向被动的小胡适“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他在澄衷学堂里竟然主动发起组织学生的自治会，这在胡适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在升到该校的次高班“西一斋”时，胡适还做了班长。他在自治会里的某次演说，曾“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这个笔调，与他记述梅溪学堂的压抑笔调已大不一样。但或许是因为在梅溪时太少“得朋友之乐”，胡适很快即因太重“朋友之乐”，为一个同学被开除之事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结果带着“颇感不平”的心情离开了澄衷学堂，转考入开办不久的中国公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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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澄衷学堂养成的参与意识，后来证明在中国公学是很有用的。因为中国公学本是由从日本因抗议而回国的留学生为自己办的，其间革命党人占的比例，恐怕还大于真正读书者。这些人的参与意识，又比胡适强得多。公学是真正自治的，胡适曾在学校的评议会外听评议员们辩论，印象颇深，“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在澄衷学堂的历练，胡适到此大概会很不习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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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来求学问，胡适到中国公学后恐怕就知道——虽然他没有说出来——这一次转学是大错了。胡适不久就发现“公学的英文和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一句话，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准还不如澄衷学堂。而且，一向以国文见长的胡适居然成了校中英文的佼佼者。[50]这当然又有助于增强胡适的自信心，但公学的水平可以想见。胡适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完全新式的学校，而是一步步转入更新一等的学堂，对他大概是一大好事。因为每一步都为下一步打下了基础，便不觉突然。若一下子就接触“全新”的教育方式，小胡适可能根本接受不了，极有可能打击他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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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梅溪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晚年自称：“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这里的“幼年”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不知究竟指的哪一段。但从他读书的内容看，应是包括出国以前的全部学习时间（若以胡适后来自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为标准，这里的幼年实包括初到北大的那几年）。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胡适后来说：“我在家乡时，《十三经》还没有读完，《周礼》也未读，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对小学的工夫不深。”他小时候读《诗经》，只背朱熹的注，而老一辈的人则要背汉代的注，有时甚至不许背朱注（这里有所谓汉宋之争）。故胡适一生小学都是个弱项。他曾自谓：“我对金文甲骨文全不懂。你看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引过甲骨文字？”[51]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而在所谓国学系统内部，汉学也已不太时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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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私立中学校的学生。后来有人据中国公学的自称（因设有高等科）而将其许为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实在有些顾名不顾实。按实际的学术水准来说，如果中国公学可以算大学，则澄衷学堂岂不是要算早期的研究生院了么！在中国公学的经历大约也是胡适后来不时表露出对留日学生看不起的根源。胡适一生与留日生交往始终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终是有些隔膜。所以后来周写信关怀胡适时自谓不知是否“交浅言深”，亦良有以也。或者正如胡适在中国公学学到的主要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行动一样，在日本的许多留学生大概也就是长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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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自述看，他在中国公学里学到的东西，多半都属于“功夫在诗外”的范围。但可以想见，公学教学水平的低下，是把少年胡适驱赶出学校教育范围的重要潜在因素。胡适对算学的兴趣就是在公学里失去的。他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因病休学期间受桐城派吴汝纶的影响喜欢上了中国古诗，又“发见了一个新世界”。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大朋友傅君剑在赠别的诗中为他写下了“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的诗句。这给一向为“超我”所制约的胡适增加了一层新的压力。胡适看了傅诗句即“吓了一跳”。他“真是受宠若惊”之余，将诗“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但胡适“从此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连上算学课时也在练习写诗。胡适后来说，此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52]但这决定一生命运的究竟是做诗的“兴趣”呢，还是“英雄”头衔下那份“超我”的压力？换言之，胡适究竟是在“率其性”还是要想“作圣”？胡适自认是前者，窃以为后者的成分要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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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胡适竟然再次“转学”了。这一次是中国公学的“内乱”，许多学生和学校的干事会起了冲突，结果分裂出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果然又在新的一边。他初因生病，卷入不多，后来却成了主角之一，“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这再次从一个侧面证明少年胡适在同学里仍以能做文章见长。学校分裂的结果，胡适竟然成为新公学低级班的英文教员，在公学里也渐渐“出人头地”了。这样，胡适除在教书时得以将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学业上就不能有较大进步了。到了新老公学各自妥协复归合并时，卷入太深的胡适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怀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的心情成了少数几个拒绝回校的人之一。其结果，胡适在上海就读的学校一个也未能毕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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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学对胡适的学业增长虽然不如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以后到讲究参与的美国读书，这种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的参与意识，就很受用了。而且，对于曾经传抄《革命军》的少年胡适来说，中国公学是他真正接触到许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从“自命为‘新人物’”的阶段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物。实际上，在这革命党人众多的地方，胡适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民国前革命报人”（冯自由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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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成了“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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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物是新教育的产物。胡适在其英文的自传中说到了在上海读书时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学校的功课、林译小说、理学书和诸子书、梁启超的著作以及严复的著译。在大致列举了学校功课的科目后，胡适首先就说到因读林译小说而知道了欧西小说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几乎同时写的《四十自述》里，却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计，林译小说对胡适的影响当数第一（他读梁、严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这或者就是他将此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纾对胡适的影响也包括古文的写作，而且他在这方面至少到1915年时还颇受林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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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把理学书和诸子书列入“新教育”是颇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学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将这些著作视为当时“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胡适的教育经历再次表明了中国传统自身的演变。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只是到了咸同之时，理学才略有复苏。胡家是个理学家庭，他小时候读经书即学的是官方采用的朱注而非汉儒之注。但读真正的理学书籍，却是这时候在二哥的指点下才开始的。清季汉学虽已在衰落，但宋学仍非主流。故除应试外，读理学书多少具有些求变即“新”的意思在。同样，诸子学也是到清中叶才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一些主流学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读诸子学也还是属于趋新求变的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诸子学，要到后来胡适执学术界牛耳之时了。在那时，这都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55]胡适“新教育”的这一个侧面，大约正是使他与许多受开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龄人的不同之处。那时受新教育者，大概没有不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影响的；但同时也认真读理学书和诸子书的，或者就不那么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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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年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是从梅溪学堂就开始的。而对他影响最显著者，据胡适后来回忆，是梁氏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以为，《新民说》是梁“全副心思贯注”之所在。作为该文的早期读者，胡适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动词（后辈人则常将“新民”二字联读为名词），其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的活泼的民族”。这正是胡适终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那时胡在梁书中所读出的主要内容则不是改造，而是“布新”之前的“除旧”、改造之前的破坏，即梁所明白提出的革命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胡适知道这是梁“主张最激烈”的时期，“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胡适自己就是这许多少年人中的一个。他的传抄《革命军》，就是在梁的思想影响之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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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启超同时也打开了胡适的眼界。胡是通过梁才约略知道了从霍布斯到达尔文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胡的眼中，梁对西方现代文明大为景仰（a great admirer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胡适在1931年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但中国人到底缺乏哪些美德，胡适在约略同时写的中英文本中所述不是很一样。中文本中大约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较泛；英文本则常加以明确的界定。同时，还有一些是中文本中有而英文本中无的。这些不一致处或较能看出胡适在说到某些概念时的真意。以下凡中英文本不甚一致处则将英文本意思附在方括号里。胡适从梁的文章中读出梁所特别强调中国人缺乏的是：公德、国家思想［民族主义］、进取冒险、权利思想［个人权利观念及对此的奋力捍卫］、自由、自治［自我控制的能力］、进步［对进步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与政治能力（有组织的集团协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躯体文化（bodily culture）和卫生］。中文本中有而未入英文本的西方“美德”，还有生利的能力、自尊、毅力、义务的思想及尚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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