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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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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1910年8月离沪，9月抵旧金山，休息两日后，乘火车到达康乃尔大学，入农学院。胡适之所以选农学为专业，以及他后来的转专业，都有二哥的影响。在胡适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学问的，可惜早死了”。他出国前，“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中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不过，这可能也并非全是二哥的意思。胡适在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如果考不取，则拟回上海学习“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以为明年再举之计”。这里的“各种高等科学”固然是为了考试，但是否也暗含着择业方向的可能性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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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上海时就坚持学英文，提示了“当时的价值观”，信然。但他继而认为小胡适一度专心于算学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迅速减退”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似就太过；到后来说中国读书人多选自然科学为专业是其“不断深化的异化感”的标志，也颇勉强。因为胡适还在中国公学时即已放弃对算学的热情，但那几年的时代潮流却未见什么特别的变化。而且胡适选农科为专业，在意识的层面是否有那么多层思虑的转弯，都是需要证明的。近代中西新旧间的关系复杂，中国知识青年的向往科学，确有厌旧尊新之义。但“异化”的深浅，实因人而异。许多人“异化”的程度，其实也没有我们今日想象的那么深。以那时人的见解，科学为中国所缺，而文科则中国尚强，至少也有余勇可贾。留学本要学中国所无者，当然以自然科学为正选。朱文华先生指出：“农科与茶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是有所见之语。家里开着茶叶铺的胡适，那时又哪能梦见几年后的飞升，既然要在自然科学方面选，以保险计，也是选农科为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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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如胡适自己所说，康乃尔大学是“农科最著名，为国家农科大学”。凡读农科者不缴费，故“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谓大幸”。[4]这个经济上的考虑，对至少在理论上有养家之责的青年胡适，肯定是重要的。胡适此时对康乃尔大学的了解也略有误差。康大虽是私立，其农学院却是政府资助的州立，所以免学费。胡适此时英文尚不甚佳，不知state一字在美国主要指州（早年译作省）而非指国，故误以为国立。到后来英文渐佳，在1914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已知康大农学院是“省立”而非“国立”了。他所说的农科“最著名”，大约也有误解的成分。像康乃尔大学这样的常春藤名校，其农学院即使在那时的美国排名第一，在学校里面的地位也不可能到最著名的程度。胡适后来转入的哲学系，倒真是康大的一块牌子。这是否也是他转系的原因，尚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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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胡适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他说：“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最后一句颇能道出胡适的心事。他对美国的种种虽然所知尚在表面，却暗中处处在与中国的情形比较。嘴上说的美国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却是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的情景。西人在公众场合的有礼貌和市容的清洁，多少年之前就使郭嵩焘以为是三代之治的重现，此时又再次感动了胡适。的确，以当时美中两国城市的景象，若由一个无成见的外星人分别做一次几日游，恐怕印象的优劣也会和胡适的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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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美国的许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美国人那种肯为自己民族自愿宣传的习俗，的确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适住在纽约时还能请女佣打扫房间，其为买报纸而“步行”了六条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还记得以作为其急于要看报的例证，他留学日记中记载的出门所乘车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国过的是已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准的生活。这些都是胡适曾攻击过的庚款所赐。胡适在上海时曾斥责美国把庚款退还中国是“怀着诡计”。清政府不识，还“把美国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一般”。但他后来留美却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处的确大。一个在上海这个假洋场有时不得不将东西送进当铺的小学穷教师，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唤起婢女来，其变化之剧，真可以用霄壤之别来形容。感觉怎么会不好？而且庚款学生的收入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与美国人在生存上竞争，美国人竞争时丑恶的一面就未能在胡适面前暴露出来。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那批庚款留学生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所以只看见美国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是颇有心得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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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是以善观察著称的。他在《非留学篇》中说：“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也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故其对美国不甚光明的一面，其实也有不少了解，有时只是深藏不露而已。观其后来对中国出国人士的教诲，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他其实又何尝不知道。1928年，中国公学的学生周楠将出国留学前，胡适对他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保持我们炎黄子孙的好形象。”这是胡适的一贯思想。1961年劳幹受聘到芝加哥大学，将去，胡适告之以要记住他是“一个中国学者的身分了，到美国后，切莫省钱，有损中国学者的体面”。[6]胡适知道要维持中国学者的体面确实不易，足见其对许多中国人因省钱而丢面子并非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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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不仅了解“美之乡民，以为凡中国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园里就曾数见种族歧视的事例。在胡适就学于康大期间。该校的白人女生以种族歧视，曾两度试图拒绝有色人种女生同住校舍。两次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绪其实颇足的胡适都是站在反种族歧视一边的。1911年的第一次，校长否决了白人女生的请愿。三年后该校白人女生再次上书校长要驱逐两黑人女子出女生宿舍。校长初已同意。康大世界会的人乃力谋挽回之。此时已经以“最痛恶种族恶感”而著称于校的胡适积极参与了此事，为之写信给该校日报，终使校长收回成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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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他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和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此时他已定下了爱国救国不能徒发空言，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的决心。胡适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谈不上自主，谈也无用。来美不到一年，他对西方人的了解已较深入了。不过他对美国主要是见其好处，说的时候更基本不说其坏处，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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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倾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号称十二三岁就已是无神论者的他，竟然于1911年入了基督教。1911年6月中旬，胡适得知他的好友程乐亭去世，心中难受，就去参加基督教会办的夏令营，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在夏令营期间，连日听有名传教士演说，特别见到他中国公学时的同学陈绍唐因入教而“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颇觉耶教“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遂有“奉行耶氏之意”。他在6月17日给章希吕写信，讲到在基督教夏令营这些感受，还说“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但第二天再听陈绍唐讲教义，“大为所动”，决定“自今日始，余为耶稣信徒矣”，那天晚上即在讲道时当场起立自愿入教。但是胡适终不能与耶教相得，从1912年起就逐渐“淡出”而脱离了教会；几年后回想起来，又认为是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反而“起一种反动”，深恨教会这种玩“把戏”的行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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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10]而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的。的确，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胡适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辫子留诸国中一样，也确实有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后来大讲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像”、“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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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对基督教的反感，还在于更早就有的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行为的不满。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胡适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转换到“我们”，说明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那自然只能是在中国。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了。就基督教国家来说，到1915年胡适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而心绪烦乱时，更直接指斥它们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把这些“野蛮”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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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与基督教之间这一段合离，与他本人在美国留学时从初无太大信心到恢复自信的始末，几乎是同时的。[11]的确，胡适一生在生活经历的转换时，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而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此次的因情绪波动而加入基督教，也很像在上海初为受人轻视的小乡下佬。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不仅聪明过人，其能吃苦奋斗的精神也十分特出。他初入美国学校时，体育对其是一大挑战。开始他“一无所能，颇以为耻”。但体育是必修，不过关是不行的。胡适只好“竭力练习”，三个月后即见功效，已能跟上了。体育是小事，要跟上所学的专业，就更不容易了。首先对外国人来说，英文要过关就不那么简单。胡适到美后，仍像初到上海时专攻弱项一样，“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结果确有进步。后来他慨叹说：留学非易事。所处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完成同样的课业要耗美国人一两倍的时间。这些都是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的甘苦之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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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来说，初到美国学习的困难与其所选专业也有关系。胡适学的是过去全无基础的农科，以前的积累没有多少用处，自然辛苦。开始时大约是努力要想集中精力学好，因此决定“此后不复作诗”，但到1911年2月初已不能坚持。胡适决定不做诗，很可能是受他二哥的影响，因为二哥在1911年3月还来信劝胡适不要太着力于旧学。二哥以为，经学知大意已足，诗词则更是无用之学。这个观点明显表述在胡适归国前总结他留学生活的一首诗中。他在那里面说，初来美国时，认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因此才“所志在耕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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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对农科了解越多，就越发现他实在不适于学农科。快读完第一学年时，就写信给二哥，说他想转系，请其“代决”。胡适以为，西方农业重利用机器，“非千亩百亩不为功”，而中国“地多零畸”，所以“不甚合宜”。同时，他领悟到“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于是他向二哥强调自己的天性“于文学为近”，拟转读文学。二哥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文学在西洋各国，固为可贵而难能，然在中国则明珠暗投，无所见长。以实际言，似农学较为切用，且于将来生计，亦易为力。”他并指出胡适关于中国土地的见解，是“拘于家乡山僻之情形”，而黄河以北，沃野千里，地广人稀，正需要机器耕作才能发展。不过二哥大约很了解他的小弟，同时他自己或者也是读过《学为人诗》的，知道“率性”与“作圣”很难两全。所以他承认天性对所学专业的重要，鱼与熊掌，“只有任弟自行决择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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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恰逢中国辛亥革命起，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结果将胡适引入演讲界，而胡适因演讲的需要又对中国政治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这大概有助于胡适下决心率其性以顺从个人的兴趣和素养，终于决定“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以后胡适有数次长信给他二哥，告之决从事于文学哲学，欲“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到1912年春季学期，即改入文学院哲学系了。二哥回信，也只有赞同说他“立志未尝不是”，同时建议道：“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其功缓而微；不如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而且，中国“今日尤以此为急务”，故他颇希望胡适能注意于此。胡适具体写下“讲学复议政”已在即将回国之时，这个志向应当也有二哥的影响。不过，二哥也先警告他，既然改学文科，将来“恐寂寞无所见用于世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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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时，家中境况已甚困难，二哥虽在上海当差，到1912年渐渐也不能寄钱回家。胡母告诉胡适：“余每年家用总要洋二百元之左，此款全要坐靠吾男汇来。”胡适那时每月有八十美元的津贴，当时的汇率一美元约值洋二元五，则每年寄一月之津贴回家，即足家用，压力应不算太大。但1912年初转系，不但要交纳学费，而且要补交以前的学费，每月被扣去十五元，实则等于少了差不多三十元；三分天下去其一，自然不免要叫穷，也就难以像以前那样寄钱了。结果胡母不得不写信去催。次年胡适与上海《大共和报》达成定期撰文换钱的约定，该报每月寄鹰洋二十元到胡家，才基本解决了此问题。但此事也维持得不久。据胡适的自述，到美国之初，“尚能节学费，卖文字，略助家用。其后学课益繁，乃并此亦不能得。家中日用，皆取于借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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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文及胡适时常外出演讲都对他的功课有所耽误。观胡适转系后的家信，里面常常说到要卖文和有“外事”，甚忙，则学习多少要受耽搁，自不言而喻。胡适1914年7月给母亲的信中说：“儿在此演说颇有名，故不时有人招请演说，演说愈多，工夫愈有长进，儿故乐此不疲也。”但下面接着说暑假中已演说两次，“当不再有他约矣”，是或已有所觉，并非真的乐此不疲。他同时收到好朋友许怡荪来信，非常担心他“一身常羁数事，奔走外务”，恐怕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因对胡适有“发心造因”的厚望，许氏嘱咐他“宜多读书”。不知是否因胡适去信时提到学位不足虑一类的客气话，许特意指出：“于学位亦宜留意图之。”[17]胡适一向说唯有许怡荪是他的诤友，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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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大量外出讲演，终致耽误功课，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所得的“荣誉津贴”，即今天所说的奖学金，不久就被中止。胡适入研究院继续学哲学时，本拿到奖学金，大约每年要复审一次。1915年初，胡适申请续领，却被拒绝。主管教授“坦白相告，说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该项奖金”。此事显然对胡适转学有影响。因他既然先申请续领奖学金，当然是打算继续念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同时申请续读（许多常春藤盟校通常每年要走一次办续读手续的过场）。当年秋，胡适却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自述的转学原因之一，便是“经过一系列的公开讲演之后……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胡适本是最重人缘的，怎么会因人缘好而不舒服？但其转学显然是因为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却是无疑的。而这不舒服，正在讲演这造成熟人太多的起因之上。熟人太多而知其奖学金被中止，自非美事。因此而“颇思舍此他适，择一大城如纽约，如芝加哥，居民数百万，可以藏吾身”。这希望“不受别人注意”的“心境”，据胡适自述，就是“促成我转学的原因之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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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点“转学癖”，且素不重文凭。他在上海就转了好几次学，无一毕业。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到美国后又思重来，胡适1911年6月17日致章希吕的信中，已提到“有去Cornell之志，不知能实行否？”不知因为什么，已对康乃尔不喜欢。可知胡适对此校有某些不满意，很早就有转学校的念头。如果成功，则至少在康乃尔又不会毕业。后虽坚持到毕业并继续念研究院，终不能久留，到底还是转走了。他在1915年3月22日给母亲的信和4月25日的日记中，都详细谈到演说过多之事，三年中演说已超过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废日力亦不少，故以后决意不再受演说之招矣”。那时大约已知停奖学金了。那年7月11日胡适给母亲的信中，列举了七条转学的理由，其中有的显然是信口开河（如说“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可知其转学确有不得不为之意。7月下旬起，日记中已多离别之言，但并不说要走；要到8月21日，才说“余已决计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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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转学对胡适的学业未必真好。胡适本来是只准备念两年博士班就毕业拿学位的，若留在康乃尔，并非不可能。他虽因演说而丢掉了奖学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在该校终是一个已建立名声的学生，美国大学是颇重此点的。到哥大则一切都要重来，特别是名声要重建，而他似乎也并未成功地树立起优等生的声誉。且胡适在康校所修多为哲学史，正与其后来所做论文近。他在哥大所修的课，好像有不少与他的论文关系不大。胡适在哥大主修哲学，副修汉学，写出来的论文实则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里，要一举通过，的确有些困难。杜威的名头诚大，在那时肯定是压倒康大哲学系的。但杜威并不做哲学史，大牌教授与一个只修过两门课、平时过从也不多的外国学生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思想交流。既无名声，又乏交流，到校不过两年，突然送上一本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几乎是史前时代的关于“化外之民”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视呢？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说，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洋人，尤其未必说服杜威。因为他对“传统的中国学术”既不了解，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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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博士论文是小事，关键是胡适这两年间大概没有读多少书。胡适在转学时心已较花，旁骛确实太多。他虽自解说转学是因在康大应酬多，实则在哥大应酬比在康大时更多。胡适到哥大一年，自己统计收信999封，发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写两至三封信。观其摘录在日记上的信件，许多都还相当长。唐德刚先生注意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五个月，便发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读书将近两年期间，给韦莲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与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颇多。其间胡适还在搞他的“文学革命”（详后）。胡明复那时写“宝塔诗”赠胡适，就婉言说他整日不读书而专作白话诗。[20]这种情形下，如何写得好论文。难怪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出点问题。但有“转学癖”而又素不重文凭的胡适，大约也不是十分在乎，当着北大的聘书一到，就又像以前一样开步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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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拿文凭的迟早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胡适的学业确实完成了。这与他家庭的支持和督促是分不开的。胡适读完第一学年后，写信给二哥，说他想在第二学年完后的暑假回国一趟。可是二哥“甚不以为然”，他肯定了胡适想念家人的“天性之敦厚”，但认为“学未成而归，岂不有负初志？”二哥特别举日本维新志士出外游学，立志“学若无成死不还”的例子，要胡适“务其大者远者，毋效妇人女子之所谓孝也”。[21]可知二哥自己虽然已不能奋进，对自己的小弟弟却有着厚望，也以成大器者勉之，与胡母的一贯想法颇接近。胡适曾说，家人中于他有恩者是母亲与二哥，是有深切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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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美读书期间的转学和续读，家人都颇能识大体，支持胡适自己的决定，不坚持自己一方的意见，这是胡适能够比较专心地读好书的重要条件。他的二哥虽不赞成他转读文科，但在表明自己的意见后仍让胡适自己决定。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得学士学位后，拟续读硕士、博士，须再留三四年。胡母虽思念儿子，特别想他回家完婚，但也考虑到他是公费，“将来回国必以毕业文凭位置录用”，不再念下去自然可惜；颇感踌躇之余，还是让胡适“自为决定，余不遥制也”。1913年，胡母病重，恐怕不治，吩咐家人说，如果真的不起，仍每月请人给胡适去信，免其挂念，影响学业；同时请人到家照相，以留给胡适回国时一见。到1917年，胡母或觉身体不行了，才开始有信促胡适早些归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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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教导，也是胡适在这七年中进一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重要因素。胡适出国前的大醉，颇引起胡母的注意。她每次去信，都要胡适注意戒酒，并坚持到底。胡适虽远在海外，胡母仍随时教导胡适要谦虚。1912年胡适加入世界学生会后，写信回家，自以为增长见闻不少，或微露得意之色。胡母即去信，指出机会既然难得，“吾儿就宜谦逊，不可满足为是”。胡适后来在致江冬秀信中说：“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足见他很能记得母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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