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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我称他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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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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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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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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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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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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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是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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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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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的后半截回忆不是很准确。因为据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宣统帝来电话的当时就约次日谈话。胡以有课不空，因宫中逢二放假，就改约阴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见面的时间是当时就约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宣统帝逐出皇宫后，由易培基等人组织了一个故宫博物院。胡适回忆说：“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那个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气的胡适在这次写去的。后来胡适也“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并“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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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溥仪本是临时起意打电话玩，当然没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见胡适用心之细。一则了解背景，恐为人所利用。二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点合理的依据。据溥仪的回忆，胡适此次见庄士敦也澄清了勿须磕头这一“进宫的规矩”。这大约也是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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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用车到胡家接胡适。他其实仍有课，但“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可知颇重视。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好还是仔细看看胡适自己的记述：“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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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述，与溥仪后来的回忆大体一致。我们看这里的宣统帝，衣服已不穿黄色了，可证其已平民化，胡适的观察真是细心。特别是宣统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他本想谋独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确实值得同情的。胡适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的那篇《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中也特别强调这是“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而宣统帝所读的东西又不够好，也正需有人指点。胡适以为：“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适观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这个看法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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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适居然见旧传统的一个象征逊清皇帝，确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除了个别报纸外，大部分的舆论用胡适的话说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言论”。约两个月后还有人在传播什么“胡适为帝者师”和“胡适请求免跪拜”的说法。其实在溥仪一边，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忆说：“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可知这事还真有点两边不得人心，民初时新旧之间的成见，的确不浅。据溥仪的回忆，胡适见他后曾给庄士敦一信，称“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一席地位”。[17]从行文看，确很像胡适的手笔。后来许多人据此攻击胡适，不知他这不过是对洋人玩一下“洋规矩”，洋人才讲究初次见面后写些客套话寄去。其针对的是庄士敦而非宣统，而且那些客气的应酬话也是不算数的，因为英美人如果讲套话而又不是客气之意时，讲完后要特别申明我这不是当客套话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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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将清帝逐出故宫，对“孤儿寡母”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曾大打抱不平，并曾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当面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这正是胡适最主要的考虑，即中国在洋人那里的面子问题。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的，连他一些相当“温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和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但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这也是胡适特立独行、讲义气的表现。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特别是鼓励“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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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是否会有都不知道）。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发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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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他那时的“率性”，也还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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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礼教与少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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