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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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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很能反映立说者当时之所思所虑。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同一时段的思想发展，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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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及前后的一两年，确实是中国思想的转变时期。胡适那时也正在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是向着集团主义在走，胡适有意无意间也在不断跟进。他开始赞扬王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1922年，还略早于其自划的分界线。此后胡适的思想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一个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的人来说，这个步子迈得好像很大，也显得太突然，其实这应该是他经过反思和斟酌的谋定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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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胡适的步子也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演变一步步逐渐迈出的。但正像他当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补了中国思想界典范危机的空白一样，胡适这次谋定而后动的整体转变幅度虽大，每一步迈得却不算大，而他变化的速度又未必赶得上中国激进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进方向去的领导空间已被新文化诸人中的“急进派”捷足先占了，则胡适所能做的只是认同于既存的集团主义势力。在胡适个人，步子或已迈到最大，而在许多激进的青年看来，则或许还不够“时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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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胡适的调整和转变都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适这样一个已确立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能往这个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进世风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在此进展中，深受外在大趋势影响的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要了解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还要回头看看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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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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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动“面向西方”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需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适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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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是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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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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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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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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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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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现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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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中共《主张》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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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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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夏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如果说陈或因老朋友的关系，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语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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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12]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其实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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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说，1925年时，“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他终未加入。接下来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13]特别是胡适自己到下一年就大赞苏俄（详后），以行动表明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这显然不是无源的突变。在别人或觉意外出奇，在胡适自己，可说更多是谋定而后的有意转变。因为他一向自称不肯学时髦，恰证明这次他是谋定而后动，也就是老师向学生靠拢。其实不仅对新俄的向往，胡适关于西洋文明的分段及各期“宗教信条”的论述，与一般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多少有些“隔”的感觉，但是与罗家伦在《新潮》第一期的《今日世界之新潮》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深知胡适的张慰慈说过，“适之又是最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的。说胡适受学生影响而向左转，大约可以不错。[14]而他那时的激进，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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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人，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对此，晚年的胡适曾有清楚的自我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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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引用了他的一位仍在政府任“公务员”的朋友两年前来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值得引证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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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在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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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这段话后，胡适自己忏悔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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