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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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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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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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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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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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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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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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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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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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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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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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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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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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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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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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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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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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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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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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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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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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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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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适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先生知道自己说错了，没作辩解，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先生认真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楼，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先生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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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与一同学合写痛骂上海道袁海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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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籍，“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班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分，愤然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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