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94478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1706094479
1706094480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1706094481
1706094482
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1706094483
1706094484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1706094485
1706094486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706094487
1706094488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706094489
1706094490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1706094491
1706094492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1706094493
1706094494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1706094495
1706094496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1706094497
1706094498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1706094499
1706094500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1706094501
1706094502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1706094503
1706094504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706094505
1706094506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706094507
1706094508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706094509
1706094510
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1706094511
1706094512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1706094513
1706094514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706094515
1706094516
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1706094517
1706094518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1706094519
1706094520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1706094521
1706094522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1706094523
1706094524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1706094525
1706094526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
上一页 ]
[ :1.7060944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