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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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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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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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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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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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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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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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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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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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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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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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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叶圣陶有些小说有某些忧郁的情调，甚或如《夜》流露压抑之感，但在这沉重背后，蕴含着内在力量，丝毫没有消沉悲观的意味，更无所谓厌世的情绪。忧郁是文学的天性，忧郁是民国时作家的共性，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等人有些作品都弥漫着忧郁、沉重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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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成员。创造社一直站在推动文学变革的前列，试图率先在思想文化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值得肯定。但鉴于他们并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是片面地接受了马列文艺思想，所以创造社只是在马列主义文艺旗帜下，聚集的一群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组织。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出来的总倾向，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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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学口号很激进，“划一个新纪元”（成仿吾），而同时又把“文艺是人生的表现”（郁达夫）奉为圭臬。把现实主义视为更高的境界，同时强调“殉情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价值为最高”（郁达夫）。一会儿说“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郭沫若），一会儿又说文学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行动”（李初梨）……文学思想混乱，口号自相矛盾，有的异常激进，有的相当偏激。就是这支文学思想混乱、文学理论苍白的队伍，竟然要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历史和新文坛的状况进行清算，对“中国混沌的艺术界”开展“全面的批判”。于是，鲁迅、叶圣陶、茅盾等，都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这真可笑且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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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是“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积极参与了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批判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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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出生于日本横滨，是早期参加创造社的一员。1928年出版象征诗集《红纱灯》。《红纱灯》收录了1926年创作的四十三首诗歌，冯乃超称为“过去的足迹，青春的古渡头”，并说自己已从思想上，把它们当作被“树梢振落”的羽毛和蝉蜕出的旧壳，准备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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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备摒弃的诗，多是写青春的爱情，寄游子的乡愁，凭吊古物的幽思，却笼罩一种悲哀的情调、朦胧的意象和斑斓的色彩。作为象征主义的诗，自有它独特的艺术特性，还值得肯定的是，冯乃超的这些准备扬弃的诗，为我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发展和转化，作出了认真的有益的尝试。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中对其诗歌艺术特色作过如下的评价：“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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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加革命活动之后，随着世界观转变而文艺观也转变之后，冯乃超的诗歌变得口号化。有人说革命后冯乃超“诗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增强了，艺术性却有所降低”。非也，这是一悖论。文学失去其文学性，哪里还有感染力量？没有感染力的文学，又岂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事实是，今天，人们还在读他的《红纱灯》，而冷落了他那“可以燎原”“星星之火”的《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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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出生于江苏省苏州。由于家境清寒，1911年中学毕业便在苏州甪直镇当了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任教期间，将所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穷愁》《贫女泪》等多写平凡人生故事，同情下层百姓，揭露黑暗现实，虽题旨浅显，技巧幼稚，但初步显露了现实主义倾向，而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娱乐文学。据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一文中回忆说，写这些小说，是因为读了较多的外国文学，特别是受到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那时发表的二十多篇小说，都是叶圣陶用文言文写的。在家乡读私塾时，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十一岁参加秀才科考，虽落榜，但在考场挥笔纵论，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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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叶圣陶期期必购，篇篇皆读，受到新思潮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圣陶日记》）。于1917年始尝试白话文小说创作。其时叶圣陶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在北京读书，彼此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的《新潮》创刊后，叶圣陶的诗和小说常在上面发表，后由俞平伯介绍，加入新潮社。北京的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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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叶圣陶被邀为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和俞平伯合编的文学研究会期刊《诗》，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诗诗刊。1921年他离开苏州甪直小学后，先后在上海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其间，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成为继鲁迅《呐喊》之后新文学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全国最早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叶圣陶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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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职业编辑，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以及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慧眼发现并经手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家自此闻名于文坛，成为那时文学星空中闪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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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是1988年陨落的，他除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倪焕之》等一大批优秀文学遗产，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材料。萧乾读了叶圣陶的日记，曾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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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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