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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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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季，林语堂与鲁迅前后脚到上海定居，而且成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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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军阀政府通缉进步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黑名单中，二人名列其中。于是两人先后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但二人是否真上了黑名单，至今并无实据，鲁迅离开北京之谜，仍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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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林语堂的第一部杂文、散文集《翦拂集》出版。收入二十八篇作品，大多在《语丝》《莽原》《奔流》上发表过。具有《语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犀利文风和战斗倾向，同时具有自己幽默含蓄的个性。如《祝土匪》，以反讽笔致，讽刺了“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歌颂了敢于维护真理的“土匪傻子”。《冢国絮语解题》，则将“冢国”喻为黑暗社会，“少见的孤啸”“草虫的悲鸣”暗喻百姓在黑暗社会发出的愤懑不平之声。书名之“翦拂”，二字有剪纸招魂，追思往事，纪念友朋之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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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滋养了文学也滋养一代代作家，与诗歌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血脉和骨肉。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起有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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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话不能当真，事实是新文学运动最有成就的是小说，鲁迅自己的小说创作，分明使中国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说散文也有了新气景，是实事求是的。其中提倡实践“幽默文学”的林语堂、继承古典散文精神的丰子恺、中西兼容赋予散文清新个性的朱自清，为新文学散文的发展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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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写得好，与他是一位语言、语音学者有关。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遂到北京清华学校当英语教师。三年后，由校方资助赴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留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一年后便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德国耶那大学、莱比锡大学，主修语言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五卅惨案、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林语堂教授与鲁迅讲师个人间的交往较为密切。查鲁迅那时的日记、书信，可常见林语堂的名字，如“午后收商务印书馆所寄英译《阿Q正传》三本，分赠玉堂”，“晚赴语堂寓饭”，“下午得语堂信”等，可证关系密切。林语堂也发表文章，支持学潮，谴责军阀及批评文化界一些同人。特别在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交锋中，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有时甚至写出凌厉的檄文参战，但他又同时与周作人提倡“费厄泼赖”。这显现出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文人的思想差异。鲁迅是把火力主要对准喝洋墨水、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代表人物，而林语堂更多地着力批评谴责封建军阀的丑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语丝派们也并不都是鲁迅的战友。鲁迅是个执着又孤独的殉道者。而林语堂，在文坛驰骋经年，他的观点主张、他的文化性格，也引起过争议和批评。这是那代人的共性，又是宿命，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合与分，完全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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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曾给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鲁迅》，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鲁迅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挑战专制和黑暗，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智慧，是一篇用生动活泼的笔致写的寓意深刻的漂亮文章。不久，二人关系疏远了，林语堂自编文集时，弃《鲁迅》一文如敝屣，淘汰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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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因为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同类人。1925年9月，林语堂和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汪怡和周辨明七人，发起成立“七人会”。“七人会”集当时语言学界之精华，旨在探求方案改革途径。“七人会”含有“竹林七贤”的寓意。同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创办《国语周刊》，林语堂积极参与。林语堂与他们，思想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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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偶尔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同时，林语堂却忙着介绍和翻译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等西方文论。林语堂留学美国，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较深，他喜欢美国文艺批评家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所阐述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文艺观，成了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理论基础。他曾特别认真地将《新的文评》翻译成中文，还特地为之作序，交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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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得远一点，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早在他们订交之初就已经存在了。1924年5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有一篇林语堂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文中有：“若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乎西洋‘幽默’的身格。”看得出林语堂是尊敬并希望鲁迅也幽默的，但把讲师说成“教授”，不是笔误，这里也有拿鲁迅“幽默”一下的成分。而鲁迅的答复曰：林语堂“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幽默分子”。他又在《“论语一年”》一文中，很“老实”地说：“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后来又说，“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只是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的玩意儿”。鲁迅不仅对幽默有偏见，对林语堂的态度也颇有些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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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岁尾，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文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又在《翦拂集·大荒集》中说：“中国人的‘忠厚’就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解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鲁迅坚决反对，主张“打落水狗”。打落水狗的话，出自周作人的《失题》，鲁迅、周作人早已失和，不愿提其名，就把板子打在林语堂屁股上了。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验证了鲁迅的预言，但当今和谐社会，“忠厚”弥足珍贵，林语堂的主张，也没有错。鲁迅与林语堂在思想、处世的人生哲学上分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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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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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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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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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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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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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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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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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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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对此冲突则是另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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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张请吃饭，在四川路那一家小店楼上。在座记得有郁达夫、王映霞、许女士及内人。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了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钱，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回护李小峰的话。那时李小峰因北新书局发了点财，在外养女人，与新潮时代的李小峰不同了（我喜欢孙伏园始终潇洒）。这样，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有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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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多年后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比如，是李小峰在南云楼设宴与鲁迅和解，而非张友松在“小店楼上”请客。但张友松虽未到场，事情与他有关。是张友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为此李小峰对张友松很不满意，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对张友松不满，席间二人一起贬损张友松。有人认为这引起鲁迅不满，对林语堂发了火，怕是根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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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故鲁迅与林语堂翻脸，已难以弄清。但二人冲突的心理反应，却大相径庭，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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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反应是“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鄙”字，已将林语堂的人品定为卑鄙之人。而林语堂用“几乎跟他闹翻了”，“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说明林语堂还觉得与鲁迅尚未彻底闹翻，只是二人闹了一场小误会而已。通过这次风浪，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二人的文化人格“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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