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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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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历史面貌，是很难还原的。他们的生命留存，一般只是靠文字来完成，然后便照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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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神圣化，是他死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如学者孙郁所说：“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语多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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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语境里的鲁迅，大都是自觉的，毫无党派之见，故能现鲁迅部分真容。如与鲁迅时近时疏，最后分手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就有一段关于早期鲁迅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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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过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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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我记忆中的鲁迅》）。而陈源却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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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说，鲁迅“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但他“多疑”“轻信”“迁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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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时与鲁迅同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学者的话汇总起来，或可看到一个真实、真性情的鲁迅，一个不是政治语境里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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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其襟抱、心性、文风，正是他性格的本色，文字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应该说，已经很有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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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生活到处都有政治，鲁迅不可避免地处于政治之中。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喜欢用革命，当然也是利用政治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鲁迅内心的宁静，是被政治和流血的现实弄得躁动起来的。有时有些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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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创造社的嫡系期刊《文化批判》创刊号和2月号上连续刊登《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艺批评。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中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前面讲过，创造社成员自己并没弄懂马克思主义，且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劣迹昭彰，影响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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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称革命文艺家的衮衮诸公对叶圣陶和鲁迅等作家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态度，后来这些人又成了左联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仍影响文坛，其结果，历史已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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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是冯乃超写的文章，对写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而对鲁迅则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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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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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出自创造社李初梨之手。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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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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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批评”，甚至成仿吾、冯乃超还在文人聚会的酒桌上，指斥鲁迅私德，“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一贯所向披靡的鲁迅，自然要奋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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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年《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1928年3月12日）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给予创造社冯乃超诸人犀利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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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鲁迅还没被圣化，创造社诸人也还没有执掌文坛生杀予夺的大权，彼此间的争论，可以畅所欲言，无须伪饰。传统士的态度与新文人间的冲突，在任性地展开着。今天，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关于人格，关于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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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有“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的文字，看似信手一提，却正是鲁迅的老辣。1926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1927年还专门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成员不讲策略，以革命者示于社会，受到当局压迫时，刘世芳还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在《新闻报》（1928年6月15日）登报声明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污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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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招股本之事，意在讽刺创造社在斗争策略上显得幼稚可笑。极易让人看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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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醉眼中的朦胧”成了那时论战两方的口头禅，广播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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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语丝》（1928年4月23日）上突又刊载了一封Y的来信。向鲁迅发出“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说自己被马路上呐喊的革命吸引，“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心清去”，“令我茫然”起来，“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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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回信了。但答非所问，又纠缠起“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案，顺势给冯乃超们一击。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然后又对Y说，“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最后劝Y“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我“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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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便知Y的来信，鲁迅之回信，都出自鲁迅之手，为了不断攻击创造社，他一个人演了一出双簧，并不比钱玄同、刘半农在民国七年（1918）玩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双簧漂亮。当时，胡适当着鲁迅的面，批评过钱玄同、刘半农“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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