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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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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对文学介入，改革着当时上海的文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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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式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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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小说，褪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社会小说的“先锋”色彩，回落到通俗层面，是适应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而生的。有论者说，它是接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而来。非也，别糟蹋“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通俗却不庸俗，不颓唐，不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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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美颓废小说的肇始者，乃自命最革命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1928年自办乐群书店，一部一部地炮制粗制滥造的性爱小说，张资平由“五四”有成就的小说家，演化成了新市民庸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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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系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登上文坛，他的《冲积期化石》议论过多，有点自传色彩，内容杂芜，结构松散，但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民国之初改革的不彻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是新文学运动后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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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归国后的早期小说，有反映留学日本生活，表现人道主义倾向的，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有写社会黑暗知识分子困苦的《白滨的灯塔》，还有的是写爱情的小说，如《梅岭之春》，表现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的生活。此类小说数量多，写得好。虽未能塑造出堪称陌生的“这一个”典型人物，毕竟写出了叛逆女性的性格，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其创作风格，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那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倾向有所不同。张资平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注意客观描摹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从而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生存状态。在早期作家中，若论小说创作的语言顺畅，叙事描写细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方面，张资平算是出类拔萃者。当然他的小说因有些流于卑俗，格调不高，尤其是热衷表现性心理、性行为的色情描写，不仅使小说不堪入目，作者人格的下作也显露无遗。他的另一些小说含沙射影地攻击、丑化左翼作家，或是他与他们的恩恩怨怨所致，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则是他丑恶灵魂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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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3年，他打着以自然写实主义、反映青年经济和性双重压迫的旗号，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小说集，几乎都充斥着肉欲色情气息，而他对性爱、性恋心理的描写，应该说是对现代小说描写手段的丰富。除去小说的粗制滥造、故事雷同、色情恶俗之外，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小说对“性爱”本质的探寻，构成对人的现代认识的一部分，其意义也不能被抹杀。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张资平是“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并非完全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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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是不认同张资平小说的恶俗倾向，他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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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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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与张资平的“商业竞卖”是一悖论。新文学的严肃文学与堕落的商业文学并存，形成了上海文学的特质，是文学自身规律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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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创造社成员叶灵凤，也是一个色调复杂、社会意识弱、个人色彩强的唯美颓废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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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原在上海美专读书，毕业后，从事文学插图和书刊装帧设计工作，却以小说《女娲氏之遗孽》一举成名。他受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比亚兹莱的影响，美术方面模仿王尔德唯美主义同人杂志《黄面志》的风格，写小说也极力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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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资平擅写长篇小说，那叶灵凤更爱作短篇小说。其主要小说有《菊子夫人》《鸠绿媚》《红的天使》《紫丁香》等多部。他还在报刊上连载过《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三部长篇通俗小说。长篇小说大都写伤感的爱情故事，多无新意。有人认为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徒耗精力，并无意义。叶灵凤却说，为了那些广大的喜欢读他作品的报纸读者，“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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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他的短篇小说，则发现叶灵凤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手，而且是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他的《浪淘沙》《鸠绿媚》等有与张资平小说相同的东西，打着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禁欲主义的旗号，行写低级“性爱”色情、挑逗性欲之实。但叶灵凤小说的幻美色调，现实、历史与梦境混合，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兼容，则是张资平小说少见的。《姊嫁之夜》《内疚》等，借鉴了弗洛伊德也是明显的。我们可以视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实践者之一。他的《第七号女性》《七颗心的人》等小说，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文体表现现代的都市男女。比如用充满感官刺激的意象，对话的暗示性、多义性，甚至分镜头剧本直接插入的先锋文学艺术手段，描写都市生活、现代开放女性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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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趋时鹜新，对都市有特殊的敏感。他看到上海出现新的“族类”，于是用西方现代派表现都市人的艺术经验，丰富改造了自己的小说。如是，叶灵凤的小说有了新感觉派的色彩，又潜藏了自己小说的旧式的温婉，在上海作家群中，独具特色，高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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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该派的成员，叫曾虚白。曾虚白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之子。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于1929年到1931年，创办了《真美善》杂志。曾虚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接受西方唯美派和浪漫派的影响，自己又翻译过法国梅里美的作品。所以，《真美善》杂志所发表的作品，既有曾朴旧谴责、言情小说的遗风，又有曾虚白法国小说之风的流韵。《真美善》与张资平创办的《乐群》《絜茜》杂志周围，聚集了一批唯美派作家，其中重要的除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外，还有林徽因、邵洵美、徐蔚南、张若谷、崔万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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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虚白父子，还开过真美善书店，后又创办《大晚报》。这为出版唯美派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平台。曾虚白的短篇小说集《德妹》，摆脱了旧文学的束缚，将视角投向男女关系里的私通、姘居题材，反映了大上海社会生活之一角。另一小说集《潜炽的心》与长篇《三棱》，加入了张资平怪戻的性爱的鼓噪，大写县官与女犯私通、父夺子妻、丈夫捉奸等变态性心理。《三棱》以书名就可看出是写多角的感情关系的作品。小说叙述嫂弟及第三者的三角的理不清的情感关系，同时渲染了道德与情感的纠葛。这其间，穿插了不少作者的议论，虽更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比如，小说中作者站出来议论道：“恋爱是什么，只不过是自身利益的交换而已”，“好姻缘，是交换得到了平衡；恶姻缘，是交换失掉了重心”。揭示商业性对自由恋爱观的无情穿透。即便是在当下，商业性对恋爱、婚姻的左右仍是一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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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虚白的旧言情初变为新式恋爱故事的时候，他虽然是站到专注于展示性病态的张资平一边，不免同他一样浅薄，但曾虚白对当时爱情婚姻的洞悉深度，似超过了张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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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还有一个唯美派社团绿社，主要成员有邵洵美和林徽因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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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开办了金屋书店，出版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杂志《狮吼》《金屋》。《金屋》的编辑是章克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写的《文坛登龙术》是一本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因而遭到鲁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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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登龙木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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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曾发在林语堂等编的《论语》上。鲁迅写《登龙术拾遗》，意在讽刺邵洵美等人，鲁迅很看不惯邵洵美娶清末大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孙女为妻，还办什么金屋书店。故在文中用“要登文坛，须阔太也”这类语言。顺便嘲讽了由友好而交恶的林语堂，以及“女诗人”。女诗人即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他曾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其诗多抒发心中悲愁伤痛的私人情怀，一些报刊加以赞扬，唯美作家曾今可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予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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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登龙术拾遗》中，有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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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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