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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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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有一篇文章《文人手淫》，是郁达夫写梁实秋的。语言激烈恶毒，几近谩骂。《语丝》已由鲁迅、柔石编辑，鲁迅素与梁实秋有隙，这就使此文案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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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大他七岁的郁达夫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梁实秋利用暑假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创造社的人。他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还有郁达夫等人。他在《清华八年》一文，记载了此次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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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的不是他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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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梁实秋，还在“水木清华”校园里读书，尚未去美国科罗拉大学和哈佛大学读英美文学批评。当时梁实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窗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因发表不少词丽的新诗和独具慧眼的诗评，还和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而受到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便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梁实秋不少诗作发表在《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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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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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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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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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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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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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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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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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反封建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责任，他们是继承下来了，但他们对精神立场及道德的自治却忽略了。所以，才有郁达夫的人格萎缩，才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时，关于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格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他是沉浸新时代的自恋中，站在西方语境下，观照郁达夫“自我暴露”，所以失去了道德和自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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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郁达夫的小说并不都有自恋、自甘堕落的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个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文化人，与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灵魂干净、性格坚强的女工苦度生涯的故事，让人看见美好的灵魂和朴素的反抗精神；《薄奠》表现一个善良的人力车夫怀有极简单的愿望却最后失望乃至死亡的悲惨命运。尽管不像郁达夫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选集·自序》），但小说已有严肃的社会图景，小说人物也日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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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到上海后的作品，皆可视为“自我小说”，极具私人化，多表现性苦闷、性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有人认为郁达夫是把这当成社会问题来写的，莫若说，郁达夫的“自我小说”，自然主义地表现自己的苦闷与现实冲突，却没有自我救赎，在客观上反映了生活的部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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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2年创作的小说《迟桂花》，才标志着郁达夫的小说走向成熟，无论刻画人物，还是叙事抒情都显得自然从容，甚或包孕着生命的诗意，让人们看到郁达夫从审丑转向审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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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什么与政治上曲折反复、文学上颓唐的郁达夫走得很近，以至力推他参加左联。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这样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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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积极投入到当地华侨抗日斗争之中。他主编抗日刊物，还当过日本占领军的翻译，暗中保护抗日力量，1945年被日寇杀害。抗日让他完成了一个颓唐作家的自我救赎而成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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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出身旧式官僚家庭，从小受书香之气的熏陶，浸淫于古典文化的文化氛围之中。富裕和书香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有一种贵族气，对现存的经济制度、阶级秩序，缺乏政治变革的要求，使整个人生观呈现一种比较保守、温和、传统的色调，并贯穿了他的一生。当然，正值青春勃发的时候，受到滚滚而来携带现代思潮的“五四”精神影响，他并没有躲在书卷盈室的书房里，而是兴奋地呼吸着新文学运动的时代气息，加入新时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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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梁实秋以天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八年的清华求学生涯。1921年，他与顾一樵（顾毓琇）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改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为社员。不久，他又参与《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并成为《文艺增刊》的主编。其文学批评初露锋芒。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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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曾遭到教他的国文老师的痛骂，因多喝了几杯老酒，这位叫徐镜澄的失意的前清举人，晃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的前两个字，一个学生性急，便问：“这题目怎么讲？”先生勃然大怒，滔滔不绝地吼了一通。梁实秋看不惯就站起来替学生分辩了几句。前清举人竟骂道：“梁实秋，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以梁实秋的辩才，他是可以回几句给老师的，但他知道不该与师长顶撞，就低头不语。老师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失态。从此给梁实秋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使他受益匪浅，而他勇于为同学仗义执言，受到同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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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的《清华周刊》相对应，燕京大学也有《燕京季刊》，冰心是该刊的编辑之一。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他们结为要好的朋友是后来的事。他们第一次见面，却都很尴尬。冰心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繁星》，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梁实秋写了一篇诗评《繁星与春水》，批评冰心这首诗理智多于情感，只是受泰戈尔影响下的一首冷隽的小诗。不久，梁实秋就留学美国。不料，梁实秋与冰心在驶向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不期而遇。经人介绍，梁、冰才知道对方是谁。梁实秋问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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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到美国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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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说：“文学。请问您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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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道：“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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