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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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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于民国十五年（1926）岁尾到上海。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1日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遇难身亡，他在上海住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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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北京之前，他曾致信周作人，说令兄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有从此结束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又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恐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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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给周作人写了信，劝鲁迅与陈源停止徒耗精力的“闲话”之争三天之后，也曾被鲁迅拖入“闲话”之争中挖苦嘲讽的李四光致信徐志摩，支持徐志摩关于停止“闲话”之争的倡议。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登载李四光之信，同时发表自己致李四光的公开信，信的结尾说：“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学。”徐志摩是个灵魂坦荡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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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全集》卷十一，1927年7月27日《致江绍原》、9月19日《致章廷谦》两封信中，鲁迅仍在攻击从未“还口”且已示好的徐志摩，徐志摩仍旧未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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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胡适公开写信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为他们八九个月来的笔战进行调解，呼吁双方消除误解、冷酷与不容忍，放开胸怀朝前走。胡适在信中，毫不计较鲁迅对他的攻讦，也如徐志摩从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知道，文人间的无谓争斗，徒伤感情，且耗精力。如果研究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并无什么原则的分歧，比如鲁迅对李四光的嘲讽，就多有意气用事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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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徐志摩向鲁迅示好不久，他在9月9日，作题名为“一个态度及案语”一文，为胡适来信的按语，刊于同月11日的《晨报副刊》，胡适来信提出了反对一切“党化教育”的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这比一直热衷于文人打笔墨官司的鲁迅，眼界、心胸要开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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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郭泰祺提议胡适为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主任。其时，毛泽东、郭沫若、茅盾等都在国民党内任职。但胡适和徐志摩更关心重建《新月》，予以重建。胡适、徐志摩、邵洵美、潘光旦、闻一多、余上沅共同筹建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书店的股本约两千元，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由胡适出任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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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月刊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停刊。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主要是徐志摩，还有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此外，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等人还于1931年编辑出版《诗刊》四期。从新月书店和《新月》发表的大量文章看，内容广泛，文学占的分量不大，但这不影响“新月”作为一个流派在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内容上受胡适影响，风格上有徐志摩的痕迹，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建立独裁的南京政府之后，《新月》的光和“人权”之火，让新月派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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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月社还是新月派，最重要的成员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崛起和失落，徐志摩都与新月派的兴衰联系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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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天津、北京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20年又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修经济专业，并开始写诗。两年后，回国继续写诗与从事翻译工作。曾在北京主持《晨报副刊》等报刊。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1931年11月乘飞机离南京赴北平，在济南上空失事遇难，年仅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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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新月派诗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诗歌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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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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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的诗》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自费出版，聚珍仿宋线装本，甚是精美典雅。收入1922年至1925年创作的诗五十五首。徐志摩到上海后的1928年出版之《志摩的诗》，已成普通版本，删去十四首。这本诗集抒发了诗人怀着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又被五四运动激发的爱国热情，基调是积极的。其中尚有不少写现实生活的诗章，对于受难的民族，倾诉着殷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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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三个集子，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封面为翡冷翠即佛罗伦萨的维基乌大桥的一景。此诗刚编成，徐志摩曾给闻一多看，闻认为：“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徐志摩在《猛虎集·序言》中说：《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诗集出版后，反响很好。徐志摩心情也大好，他与陆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同台演杂剧《玉堂春》，徐志摩饰蓝袍，扮相风雅，唱腔婉转。那时，从徐志摩的诗中，虽仍然可以看到现实生活，比如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等，但他诗中流动的天地明显狭窄了。可喜的是他早时清新的诗风，依然轻拂着，让人看到一种安宁、幻美和纯情。如1928年11月所写的《再别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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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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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的青柳、波光滟影、软泥青荇、榆荫潭水，康桥的景物都蒙上了诗人对母校剑桥的离愁别绪，变得柔美而伤感。《再别康桥》与四年前写的《沙扬娜拉》一诗，相映成趣，写人、造景、抒情浑然一体。《再别康桥》风靡诗坛，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争相咏叹的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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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还擅长写爱情诗。他的情诗如同他自己对爱的追寻与执着，诗里寓有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情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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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学者，只是一位诗风清闲典丽且平和的诗人，他的思想“杂”是有名的，“变”也是明显的，他的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远不如他的艺术气质和感受。他的诗作的神韵，不仅对新月派诗人，对当时所有诗人都产生了影响。他的诗轻盈、洒脱，有温柔的诗情，还有不事雕琢却甚为精致的诗形。不管过去、现在、将来的褒贬如何，你必须承认，徐志摩的诗让中国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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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从他的散文集《自剖》《落叶》《巴黎的鳞爪》中，可读出他思想的驳杂和波动。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更多的是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还有不少关于艺术的探讨和评论，都表现了很强的艺术个性。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却并不要求反抗；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却对革命运动缺乏认识；他读了胡适关于苏俄改天换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信，曾表示赞颂，但后来又予以诋毁。徐志摩所执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自由、民主、人道。尽管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他的政治理想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但他始终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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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常常把诗与散文融为一体，有哲理性思考，又有浓郁的诗性，是一种诗化的散文，又是散文的诗化。诚如赵家璧在《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说，这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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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源、闻一多、郁达夫、梁实秋等名流有很亲密的交谊。如1924年年底，梁启超曾集宋词联赠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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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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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表示出志摩的性格。”那年徐志摩二十八岁，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诗情激昂、风流倜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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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梁启超的证婚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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