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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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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一位美国青年伊罗生（H.R.Isaacs），来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20世纪30年代，他因和鲁迅、茅盾、宋庆龄等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鼓励和帮助下，创办了和中国共产党观点接近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阳翰笙、史沫特莱、因写《西行漫记》而轰动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夫妇等都给《中国论坛》写过大量文章，鲁迅作品的译文也登在此周刊上。《中国论坛》在中国和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伊罗生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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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到底是什么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同认识，不少当时的上海共产党员都认为伊罗生是托派分子，至少是托派头子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而鲁迅、茅盾却认为伊罗生是个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青年，并与他保持着一种信任和友谊。于是就有人怀疑鲁迅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史沫特莱传》语）间，过从甚密的关系很不正常，甚至有人对鲁迅产生种种怀疑。因此，弄清伊罗生是否是“托派敌人”，这很重要，这涉及鲁迅的政治清白问题。史学家至今仍在研究，2008年就有学者这样表述，“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议问题”（《红潮往事》）。于是就有学者针对此提法，著文与之商榷（《伊罗生与鲁迅》），表示这是一伪命题。并努力证明伊罗生并非是“托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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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曾尽可能地读了些相关资料，包括《红潮往事》，确实找不到坐死伊罗生为“托派分子”的铁证。而从中却看到伊罗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与鲁迅的友谊也是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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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派，顺便说几句，二十年前，苏共已为托派彻底平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所谓中国托派，也有了比较宽松、实事求是的全新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争议伊罗生是否托派，已无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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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写的，是鲁迅与伊罗生之间充满温暖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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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罗生，笔者引用了三段介绍他的文字，来自：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史沫特莱传》；《鲁迅全集》的相关“人物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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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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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协助下，由他（伊罗生）出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因为他没有政治倾向的身份，从公共租界工部局取得办《中国论坛》的执照比较容易。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往来，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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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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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二十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引者）。而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中国西南地区——引者）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伊罗生）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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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介绍伊罗生的“人物注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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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H.R.Isaacs，1910—1986），中文名伊罗生，日记又作伊、伊君、罗生、伊洛生，美国人。1930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2年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编辑。1933年约请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往北平翻译。1935年7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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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发现，这三段引文，在介绍伊罗生的政治倾向时，或彼此相互矛盾，或避而不谈。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史沫特莱传》则指出，伊罗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鲁迅全集》“人物注释”不谈伊罗生的政治倾向，只交代他曾请鲁迅和茅盾编选《草鞋脚》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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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与他接下来的话，“许多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都通过《中国论坛》发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恰恰证明，伊罗生是有明显的支持当时进步力量的政治倾向的。茅盾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很清楚地记载了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最早透露丁玲被捕并被反动当局秘密杀害的消息。乍听到丁玲被害，大家都很沉痛。因为丁玲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后出现的第一个最有才华、最有希望的女作家。鲁迅在6月28日日记上，写了一首旧体诗《悼丁君》，三个月后发表在《涛声》上。日记中第一句原是“如磐遥夜拥重楼”，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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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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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自己也写了一篇《悼丁玲》，因文章题目过于鲜明，悼文内容又很尖锐，当时没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茅盾就找到伊罗生。《中国论坛》于1933年6月19日刊出茅盾的《悼丁玲》。文章一经发表，令社会震惊，声讨声鹊起，对国民党起到震慑作用，便放弃杀害丁玲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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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应修人拒捕壮烈牺牲，社会各界救援、声讨、纪念等活动，《中国论坛》也都做了及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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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与史沫特莱合作创办《中国论坛》，支持、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中国革命文学揭露蒋介石残暴黑暗统治斗争，声援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及抗日运动，并起到积极作用。两人于1932年合作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详尽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残暴统治。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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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罗生、史沫特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办《中国论坛》的方针政策也产生歧义。这是伊罗生从斯大林立场转化为反斯大林立场引起的。伊罗生逐渐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斯大林在“肃反”的旗帜下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促使了伊罗生逐渐站到理性化、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来。而这一转变是决绝的。1933年11月，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非但不再为斯大林大唱赞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令上海的“革命左派”大为光火。他们在一次会议上，责令伊罗生再写一篇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被断然拒绝。随后又给他一次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以促使他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伊罗生再次拒绝。上海的左派们视之为异端，甚至给他扣上托派的帽子。这种“左”的倾向，和王明、瞿秋白在上海推行的“左倾”路线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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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原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从一个亲斯大林派转化成反斯大林派，并不如一些文章所说，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裂变过程，一种近似信仰的崩溃”。伊罗生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他的选择不是信仰主义所驱使，而只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转了转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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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史沫特莱不同。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她于1929年12月自苏俄进入中国，经由沈阳、旅顺、北京、南京，1930年5月到达上海，她一直被英国、日本视为赤色危险分子，加以严密监控。甚至英国情报机关曾建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她的护照。史沫特莱一直与苏俄有特殊关系，是一个坚定的亲斯大林分子。她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多是受斯大林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与伊罗生的政治分歧，导致《中国论坛》两年后停刊，在她的眼里，与“托派的追随者”是不能共处的。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史沫特莱背叛了亲斯大林的立场，这对于她来说，或可能是痛苦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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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说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了。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文革”前，因其话题的敏感性，而成为一个禁区，史学家们只能回避。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各个领域，一切“左”的东西受到挑战，一切禁锢不断消失。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自然也再无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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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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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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