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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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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北平城风沙正烈。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昏黑的年头”。此年年初，胡愈之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刊《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梦想”的“征梦”活动。胡愈之在“征梦信”开头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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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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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学者，在《东方杂志》上诉说了二百五十个“梦想”。确为此数，非在此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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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自然不参与“做梦”，他在《听说梦》中说：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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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幸言中，让这么多名流学者集体“做梦”，终究惹出麻烦。在各方高压之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离他元旦写征稿信过了三个月。最先破梦的，不幸竟是提倡“做梦”的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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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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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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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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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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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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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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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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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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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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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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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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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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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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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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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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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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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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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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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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