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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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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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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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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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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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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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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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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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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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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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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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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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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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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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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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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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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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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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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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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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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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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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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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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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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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