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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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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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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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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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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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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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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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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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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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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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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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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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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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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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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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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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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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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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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胡适与鲁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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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习《国民公敌》主人公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爱真理胜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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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道主义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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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肯定和补充。可惜的是，很多论者赋予《狂人日记》太多的政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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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鲁迅在《狂人日记》和《易卜生主义》合作之后的一个月，两人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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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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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最先响应，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上，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其赞扬了《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贺的事。”胡适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这个缺口，可望导致整个封建理论体系的崩溃。胡适又敏感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个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夫守节和殉葬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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