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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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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让光绪举人、自称“清处士”的林琴南蒙受了奇耻大辱。平心而论，林琴南乃清末一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译了《茶花女遗事》等大量欧洲小说，畅销一时，还善画山水，好讲学，不分门户，主张义理考据，合而为一，其《论文》《论画》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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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暖暖的斜阳照着他绒线胡同的老宅，院里的西府海棠开得如云似霞。他心情极好地坐在院里喝着上好的明前龙井。他的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在春天里如期完成了。小说是用漂亮的桐城文言文写的。说的是某一天，皖人田必美、浙人金心异，伙同刚从美国回来的哲学教授，同至陶然亭游玩。他们在一间屋内闲聊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理，主张白话文，反对古文。谈兴正浓，酒已温好，菜也上齐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板壁破裂，但见荆生手提十八斤铜锏跳将进来，圆睁怒目，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说些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偏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扰我耳根清净。田必美刚欲争辩，荆生已举二指按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其腰痛欲断，苦苦求饶。金心异乃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的眼镜扔到窗外。金心异怕死，叩头请罪。荆生大笑，说尔等貌似李贽的狂徒，简直是人间怪物。今天我本不该接触你们的禽兽躯干，回去当用香汤洗洗手脚。我不想玷污了我这柄神圣的铜锏，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般逃下山去。回首见危阑之上，荆生正高举铜锏，做狞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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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便知，那皖人田必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从美洲回来的懂哲学又戴眼镜的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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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生》作为一篇小说极为一般，至于所谓春秋笔法，也过于粗俗，但小说内容简单，目的也明确，故并不恶毒下作。有人说，那荆生大概指的是安福系的徐树铮，揣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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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看到《荆生》的，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林琴南的崇拜者张厚载。是他将《荆生》交上海《申报》的，又以通信形式在上海《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林琴南遥相呼应。张厚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我的中国旧剧观》。那是胡适力主发表的。胡适还曾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推荐给了《新潮》。对此，钱玄同在一次《新青年》编前会上，还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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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张厚载并无恶感，或有些心不在焉。本年开始，胡适花费不少心思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大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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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去年7月就已由蔡元培作序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非常看重这部书，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历史非常公正地证明，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胡适是划时代的人物。在评价鲁迅与胡适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鲁迅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新气象，而胡适只不过是开启白话文的一位旗手而已。不错，仅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是不能真正创造新文化运动生动局面的。胡适是靠国学上的出色表现，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地位和领导权，让各色新旧人物刮目相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上巨大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震惊，两个月后就再版，两年之间已再版七次，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盛况（《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如果仅仅以倡导白话文而轰动一时，他的影响或许只停留在通俗文化层面。胡适之所以突破乾嘉学者的成就，是他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科学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整理国故”的重大工程。胡适的文化继承和建设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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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没有太多纠缠于“林蔡大战”，1919年，胡适像个掘墓人，在努力亲自动手埋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旧时代同时，又为新的文明涂上一抹明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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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万万没有料到，他的那篇游戏之作《荆生》发表之后，在文坛会遭到强大的反击。《每周评论》连续两期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转载各地报刊批评林琴南的文章。有的文章将他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最让他七窍生烟的是署名二古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二古系一中学教师，他像批改学生作文般，对《荆生》逐句逐段予以点评，亦庄亦谐地批《荆生》结构平直，文法舛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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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我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赝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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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和尚苏曼殊也来凑趣。写了一篇长文，尽揭林琴南老底。说看了二古的文章，不禁哑然失笑。二古先生真是师者，诲人不倦，批改这等臭文还不如在春光明媚之际，栽花种草或游山玩水。苏曼殊还特意揭林琴南前后文章大不相同的老底，云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是因刚死了老婆，悲痛之际，友人劝他译《茶花女遗事》以移情，心境与小说氛围相似，情绪相近，故有神来之笔。小说印出之后，风行全国，雪花银子滚滚流进腰包，才有“吾性但欲得金耳”之夫子自道。为钱而著文，江郎才尽，才写出如此拙劣的《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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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字子谷，广东山县人，生于日本，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爱国活动，回国后任教苏州吴中公学，曾任《民国日报》编辑。后去香港，不久到惠古寺削发为僧，法号曼殊。参加过南社，其诗秀雅，多写伤情别绪，亦有伤时忧国之作。也善小说，《断鸿零雁记》最为有名，写男女爱情生活。入佛门却表现世俗之情，别有情趣。其书画也甚工，在文坛享有盛誉，与陈独秀有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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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社会名流撰文对《荆生》冷嘲热讽，年事已高却满腹经纶的林琴南反而被激发了斗志，在幽静的小院踱步多时，然后急急钻进书房，研墨润笔一挥而就，用文言文写了小说《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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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梦》写的是陕西人郑思康，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胡子邀他同游阴曹地府，说阴曹发生大灾难，一群活时作恶、死后入阴曹仍不悔改的人，把阴曹地府折腾得天翻地覆，他们二人来到一所“白话学堂”，见有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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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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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话学堂”，至第二门，有匾额曰“毙孔堂”，也有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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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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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那郑思康大怒，对大胡子吼道：“人们都说阴曹地府有阎罗，那阎罗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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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来的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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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话间，见有三个“鬼中之豪杰”来接见。校长叫元绪（《论语》注中有“蔡，大龟也”之句，元绪为龟的别名，指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指胡适）。他们满口诋毁伦常，大赞白话文。郑思康听罢大怒，拂袖而出。正在这当儿，突有一神直扑“白话学堂”，见人抓来即食，然后便排泄。积粪如丘，臭气熏天……最后作者站出来评道：吃了这些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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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并未将《妖梦》拿去发表，而是先礼而后兵地给他攻击的对象蔡元培写了封“劝降信”，后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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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巴黎和会进入幕后外交拉锯战，国人焦急地等待结果之时，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不合时宜地抛出了《致蔡鹤卿太史书》一文，从而导致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林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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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报》是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刊发《致蔡鹤卿太史书》同时，又加刊一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可见它们是有目的、有准备地向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一场舆论之战。林琴南毕竟是一文人，他与蔡、陈、胡之矛盾，无非是古文和白话文的学术之争。而安福系则是冲着新文化运动而来，有其政治目的。这篇报道，说蔡主政北大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与之沆瀣一气，主张废国语而以西方文学代之，矛头对准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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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法回避地展开了一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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