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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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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林蔡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旧派人物辜鸿铭站到了蔡元培校长一边，还以冬烘笔名写了篇《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文中，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辜文还打比方，这如同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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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当面交给蔡元培时，辜鸿铭拖着那条又长又细的花白辫子，身穿一件簇新的马褂，一脸的凛然之气，令蔡元培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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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一次在文科教师休息室，陈独秀、刘半农、沈尹默等众教授正议论蔡元培那篇回敬林纾挑战的文章《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之时，辜鸿铭挟着书走了进来，并不落座，慷慨而谈道：“林琴南这个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校长？说他乱伦，我是有据的。他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公开宣扬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诲盗诲淫。再说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翰林，这还有王法吗？我要治治他，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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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辜鸿铭一甩辫子就往屋外走，突然又转回身，见众人窃笑，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老辜说到做到，回去就作文章。蔡校长在批林琴南那封长信中，是帮我说了不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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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对蔡元培是心存感激的。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后，奉行“学术自由，兼收并包”的办校方针，不仅大量延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对北大原先聘用的有保守思想但确有学问的旧派专家教授仍加以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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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声明：“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此系指辜鸿铭。辜也深感蔡元培持论公正。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大潮袭来，甚至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辜鸿铭虽是保皇党，但他毕竟在英国、欧洲沐浴过自由文化之风，他选择与蔡元培共进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个人的解释则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跟他共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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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好人”也有独特的解释：“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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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为之恪尽职守，对辜鸿铭来说并不容易做到。1917年7月，辜鸿铭在“张勋复辟”中的表演便是一例。张勋复辟丑剧一开锣，就担心南方军政两界不予赞同。决定派人先到南方各省去说项。张勋看中了早前身为外务部侍郎的辜鸿铭。辜奉命刚到天津，段祺瑞已在马厂誓师，开始讨伐张勋的辫子兵。辜鸿铭闻讯慌忙躲进英租界。讨逆军得知张勋所派“力任调停江浙之责”的辜鸿铭，正在天津英领事馆避难，拟派人缉拿。辜得到消息，赶紧化装乘火车逃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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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后，到张大帅府复命。张大怒斥曰：“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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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参政，像辜鸿铭“有负委托”者，当属不少，而能纵横于官场，左右朝政者不多。不过辜鸿铭混迹官场时，确也属于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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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洋文案（翻译）时，竟看不起同僚外国顾问，一日洋顾问起草文件时，向辜请教一英文句子的文法，辜冷笑一声，拿起一部英文字典，摔在洋顾问的桌子上。洋顾问查字典时，他早已流利地用英文回答了洋顾问，弄得洋人很是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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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俄国皇储与希腊王子一行访问广州，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招待。辜鸿铭的法语派上了用场，如鱼得水周旋宾主之间。宴会进行中，俄皇储与希腊王子用俄语小声交谈，其意是当晚还有一处邀宴，饮酒要节制。不料在一旁的辜鸿铭接过话茬，告诉二位贵宾，他们将要赴约的饭店不如这里，还是在此尽兴为好。二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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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喜吸鼻烟，常从精致的鼻烟壶里倒出烟粉，抹入鼻中。希腊王子颇为好奇，便用希腊语问俄王储此为何物。一旁的辜鸿铭听到后，即起身去张之洞座位处，将此话转告他。张之洞将鼻烟壶交辜鸿铭，由他递给希腊王子。二位宾客见鼻烟壶，玲珑精巧，是件极具艺术价值的物件，甚为欣赏。对留辫的辜鸿铭能通欧洲诸国语言，也大为惊叹。俄国王储郑重表示，若辜鸿铭能到俄国游历，他将隆重款待，说罢，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精美金怀表赠予辜鸿铭。俄国王储到上海后，逢人便夸辜鸿铭的外语才华。俄王储对后来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还写长信给奇才辜鸿铭，一定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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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张之洞在府上做寿，幕僚文人都来道贺。辜鸿铭恃才傲物，在席上大谈西方文化，别人都表现出听的热情，唯有同僚沈植一脸不屑。辜鸿铭很不服，问沈为何一言不发。沈淡淡一笑答道：“我说了怕你只有再读二十年书后才能听得懂。”事后辜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告诉他，英文你学得不错，国学你与沈植可差得十万八千里了。从此辜鸿铭刻苦读古文，四书五经无所不览，且皆有心得。二十年后，机缘巧合，再见沈植。辜鸿铭不动声色，让人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书搬来，沈植不解，笑问何故？辜鸿铭忙向前拱手施礼：“沈老前辈随便点任何一部书，晚生皆能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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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学入门之后，辜鸿铭不断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译成外文。日本政客伊藤博文访华时，辜鸿铭的英文版《论语》刚出版。二人见面时，辜鸿铭将英文版《论语》赠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辜鸿铭说，君精通西学，当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国行数千年，却不能行20世纪之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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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驳曰，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不能三三得八。令伊藤博文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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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辜鸿铭应邀，到一外国友人家赴宴，他举目一望皆洋人，唯自己是华人。众人物以稀为贵，请他坐首席。席间，主人素闻辜鸿铭精通西学又推崇儒学，便问他：辜先生，请谈谈孔孟之道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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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呷了口酒，悠悠道：“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即是孔孟之教，‘不学礼，无以立’。若照竞争原则，以优胜劣汰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后，才能落座举箸。若如此，今天这顿美餐，怕谁也别想吃到嘴里了。”洋人点头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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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对日本文化，并不感兴趣，当时国人纷纷东渡日本留学，他颇不以为然。对从东瀛传来的“改良”二字厌恶至极。认为“改良”一词不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清末他从英伦归国后，见有“女子改良学堂”之称，大为惊奇，视为糟践女性的名称。对“改良”一词一直耿耿于怀。他刚到北大任教之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台下听者，莫不前仰后合。但在场的胡适听出了弦外之音，辜鸿铭分明在批评他那篇引起轰动和开启新文学运动大幕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辜鸿铭的深厚学养和襟怀坦白的性格心存敬意，对辜鸿铭多次对自己的挑衅和攻击也并不介意，但对他蔑视和攻击新文学运动的言行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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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一次宴会上，胡适与辜鸿铭同时出席。辜鸿铭向胡适提及不久前，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原本是宋代苏轼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朋友不要悲观，要珍惜余下的岁月，而辜鸿铭将此诗句送给辫帅则另有新意。他问胡适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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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刚到北大上台讲演时，不时用英语。当胡适在掌声中走下讲台时，正襟危坐在台下的辜鸿铭竟当着众人，对胡适说：“胡先生留学七年，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对胡适写的新诗，辜鸿铭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辜鸿铭一次对胡适说：“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呀，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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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绅士之风，每逢这种场面，只是微微一笑了之。但辜鸿铭这回的“改良”之说让胡适大为不悦。在1919年的8月3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和8月24日《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分别发表《辜鸿铭》（一）和（二）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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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一）中先说辜鸿铭的辫子，大讲“尊王大义”，殊不知他曾剪过辫子，“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不曾养全，他带着假辫子坐着车乱跑，很出风头”。说他这种心理，开始“立异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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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二），说辜鸿铭骂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后有人又写文骂他。他急了，作了一篇长文痛骂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他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汽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那样去干预政治，那还成个什么世界？”胡适在文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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