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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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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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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中了解，参加会议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对于为什么要再办《每周评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新青年》在关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两种意见，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则更看重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主张将文学变革推向思想的革新，《新青年》无法承担此任务，于是创办《每周评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发生矛盾使然。二、《国故月刊》的出现，证明北大旧派势力也在集结，《新青年》一月一期，反应过于缓慢，与之战斗不利，于是快捷灵活的周刊《每周评论》呼之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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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作人日记所记，事实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一同“议创办《每周评论》”，意见一致并未发生争执。第一种说法，是后人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捏造的。其实，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虽在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但其实质并未超越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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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每周评论》从未干涉过，但对此刊积极讨论政治颇不以为然，虽然胡适为其写一些文艺性的小文，但他的重要文章，还是发表在《新青年》上。比较而言，他更愿意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潮》，将之视为是《新青年》的重要姊妹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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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陈独秀、李大钊更热衷于《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筹备会后，仅仅一个月，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重要论文。后两篇都交给嗷嗷待哺的刚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大喜过望，忙给周作人写信，大赞文章“做得极好”（《致周作人书》1918年12月15日）。以最快速度、以显著位置发在1919年1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后周作人又在此刊发表《思想革命》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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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注定是周作人最风光的一年。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几乎构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从而周作人作为“五四战士”的形象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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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的2月15日，周作人的诗歌《小河》，以头条位置刊登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上。诗歌在《新青年》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故《小河》一经发表，便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而让文坛感到惊讶的是，既是平静温和的理论家，又是威严的“五四战士”的周作人，怎么突然又写出这样激情澎湃、情感浓烈的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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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周作人幼时表现出他的思维的不是诗，而是散文。为了以白话诗抗拒具有强大势力的中国传统诗歌，他参与了胡适的白话诗的行列。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叫《两个扫雪的人》，但发表在《小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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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以极朴素清淡的诗句，表达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又赋予日常生活淡淡的诗意和对人生问题的沉思。特别是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较之胡适的半旧半新的尝试体，显得更自由、更自然、更诗性，成为无韵诗歌的范例。后来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胡适也认为在新诗的形式变革上，周作人是有贡献的，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把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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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以重要的理论家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的，《小河》等新诗的发表，又显示了周作人诗歌、散文的创作实力，更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如果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要论文，是他作为文化战士的宣言的话，那么《小河》等诗歌，则表现了周作人乐观、积极的“少年精神”。当然，没过多久，他的诗歌蕴含的消极彷徨、无所适从的情意，便有了恶性发展。不过，1919年的周作人，作为战士并未卸下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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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在日本东京，历史无法记录这位战士在学生的爱国大潮中，叱咤风云的身影。是年初，周家兄弟拟将家从绍兴迁到北京。为此，周作人于4月向北京大学告假，先到绍兴，偕妻子和子女四人，到日本东京岳母家。得到“五四”消息，旋于5月18日赶回北京。赵家楼的瓦砾在春雨中默默无语，烈火和呐喊声早已消匿，但6月3日周作人目睹了一场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史称“六三事件”。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的对立，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周作人暮年，他还对此记忆犹新，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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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里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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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第一次置身于群众之中，被爱国的学生和群众的反抗精神感染着，心情既新奇、兴奋又热烈。当晚，他写了四首《偶成》，对学生表示“敬意”，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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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局势更紧张，周作人发现，北大文科门外已驻兵五棚。5日，在阴沉的下午，又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门前，街道上站满了军警，围住几队集会的学生，制止他们演讲。周作人想挤进去，被军警拦住。周作人说：“那些人都是老实国民，又没拿武器，我过去怎么不行呢？”军警说：“我们奉命执行公务，不能进去！”这时，突然闯来一彪军警的马队，举着木棍驱赶围观的群众，有一老者见状，怒骂：“平民连路都不能行了！”眼看马队冲来，周作人与群众潮水般向北撤去，跑了一通，发现口袋里十多枚铜钱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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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这段屈辱的逃跑，也让他第一次面对严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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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会馆，天已黑下来，草草吃过晚饭，他在灯下写出《前门遇马队记》。次日一早，将之交给李大钊，希望刊在《每周评论》上，算作是对反动当局镇压行为的回答。不久，李大钊对他说：“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部查问过《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感到了压力，却不怕，正如《前门遇马队记》的最后所表述的：“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受的侮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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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在东安市场被军警逮捕。这消息是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福源特地到北大告诉他们的。周作人闻讯，即与北大李辛白、王抚五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遭拒绝。后经各界声援，陈独秀出狱，周作人特地前去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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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平和，但经过“六三”风暴和陈独秀被捕之后，满怀忧虑的周作人，向陈独秀、李大钊靠近，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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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大钊的好感，始于周作人到北大之后。他在《知堂回想录》有过介绍：每天到北大一院即红楼上班，常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没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胡适、陈独秀包括周作人，作为时代的先驱者登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尽管激烈，但李大钊在行为道德上却相当传统，甚或俨然是一位儒雅学人，让周作人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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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事件”之后的7月2日，周作人又东渡日本。此番再来，“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实际是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游日本杂感》）。但最具体的收获，是他对石河内村即所谓“新村”的访问。所谓“新村”，是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实验地，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周作人对此，曾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予以介绍。后来又写《访日本新村记》等数篇介绍新村的文章。为“新村”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唱赞歌。早在1919年3月，周作人已在北京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宣传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乡建立的第一座所谓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无体脑对立的“新村”。此次归来，宣传热情更高。郑振铎在次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你是现实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分辑）。郑振铎高调称赞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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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沉思的是，坚决支持新村运动的人，竟然是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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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李大钊，还曾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宗旨发表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去“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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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工读互助团”视为周作人、李大钊仿效“新村”，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试验。众所周知，早期的李大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在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还提出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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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同时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此文与李大钊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亮相，互为犄角，反映出二人在思想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一让人始料不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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