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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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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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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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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一开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济南学生联合会演讲抵制日货，十多名学生遭军警殴伤，各校教工自动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在北大集会，宣誓“与军阀派势不两立”。各校教员将“寡廉鲜耻，恋栈不去”横幅送教育总长傅岳棻。周恩来任主编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觉悟社社刊《觉悟》创刊。同时，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等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并登门拜访陈独秀。江苏籍女学生王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第一位女学生。由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在教育部获准通过，并颁布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以语体文教学，废止文言文编的教科书。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决定责成教育部制止学潮，否则直接采取镇压行动。国务院也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八十三种。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只出一期便被查禁，周恩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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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旧两种势力尖锐对抗的民国九年初，鲁迅乔迁至北京八道湾的新居里。1919年，胡适、陈独秀作为“五四”的精神领袖，联手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人领导新文化运动，使整整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发生了既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之时，鲁迅除了继上一年的《狂人日记》后，本年又写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助阵新文化运动。《药》写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那期是《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是责任编辑。显然，李大钊把《药》看成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孤独的精神战士，为民众流血牺牲，死后被愚昧的民众喝他的血。是的，李大钊读懂了《药》。就在同期的《新青年》上，鲁迅还以唐俟笔名，写了几篇《随想录》，其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当是对《药》的真正诠释。我们读《药》时，鲁迅的老乡秋瑾的亡灵仿佛在思绪中回旋。据说，《药》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目的是为唤醒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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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已明显苏俄化，倾向政治革命。但鲁迅则对此表现得很理性且有些迷惘。“五四”前后，天安门热闹的集会，赵家楼的熊熊火光，让古城陷入一片喧嚣之时，鲁迅却安之若素。他的日记告诉我们，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三日“午后往前门外换钱”，四日“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云云，与爱国学生运动毫无干系。后来，据鲁迅回忆，“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鲁迅并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他知道孙中山革命了，中国还是无边的黑暗。鲁迅担心学生运动被政客利用，这是他的深刻与清醒。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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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新与旧的博弈，其复杂性，可想而知。鲁迅的冷静是无可厚非的。那年，鲁迅投入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卖绍兴新台门的祖宅给朱郎仙家，然后在北京寻找合意的住房，至8月中旬，他决定花三千五百大洋购进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一套大宅院。接着备料招工，紧张督促修缮，11月底总算完工。第二件事就是亲赴绍兴新台门，将母亲鲁老太太、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等接到北京。从这年鲁迅的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有关的记录：如6月3日，有“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7月10日，有“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15日，有“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8月19日，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有“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湾，收房九间，交泉四百”。11月4日，有“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29日，有“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12月24日，有“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有“午抵前门站……下午俱到家（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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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土绍兴，鲁迅的感情当是极为复杂。从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可读出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当然，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那座周家老宅，也给他留下太多凄风苦雨。鲁迅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周福清，乃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周福清的《恒训》记载：“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到周福清时，他家仍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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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鲁迅幼年，家里遭到一场大变故，从此家道败落，“坠入困顿”（《〈呐喊〉自序》）。周福清虽为翰林，却为自己儿子等人中试而科场舞弊。不仅辱没门风，斯文扫地，又陷囹圄之灾。被求通关节的考官浙江巡抚崧骏，拒不收受贿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日（1893年12月17日），向朝廷上奏折，揭露此丑事。他在《已革中书周福清求通关节案审办由》中说，周福清“起意为了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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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上谕：“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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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钦令，周家慌了，忙用银子上下打点，幻想保住周福清一命。年复一年，绍兴望族之周家万贯家财，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也是由于这一舞弊案，鲁迅父亲秀才的名号也被革除。于是在周家迅速败落的过程中，年幼的周氏兄弟，在往返于药铺和当铺之间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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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少年时痛苦的记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家道中落却也让周氏兄弟奋起，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的一番功业。同时，对周氏兄弟的人格也势必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别的不说，只要读读1919年9月9日，周树人署名神飞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自言自语》（六、七）《我的兄弟》一文：“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弟弟）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从文字间，我们读到了周树人对自己的霸道、偏执、冷漠的一种深深的忏悔和反思。其复杂的性格也让我们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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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举家入住修葺一新的八道湾后，1月4日有“下午钱玄同来”。17日有“上午同僚送桃、梅花八盆”。18日有“上午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25日“午后李遐卿、赵之远来。许诗荃来”。也就是说，一个月里，文学界仅有钱玄同、孙伏园拜访新居。按照当时的习俗，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当很热闹。独八道湾新居，显得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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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月，日记载8日“上午张协和来”。19日“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20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22日“下午宋子佩来”。乔迁两个月，周家的八道湾是寂寞的，周氏兄弟的居家过日子也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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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14日，周氏兄弟设宴两桌，宴请曾来贺乔迁送礼的同乡、同事，人数15位。鲁迅日记有“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蔡元培、钱玄同等未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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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的人，20世纪80年代前，不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味，就是个人崇拜色彩，有时不惜回避和篡改历史，比如他们有意不提鲁迅的一封极重要的书信便是例证。此信是《致宋崇义》，时间是1920年5月4日。宋崇义浙江上虞人，鲁迅的学生，曾任教于浙江台州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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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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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因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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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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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以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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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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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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