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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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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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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登上历史舞台、开创历史深刻变革的年代，也是民国清流动荡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新青年》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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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此年甫一开始，就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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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召开成立文会。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等，大会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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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该会宗旨是为新文学诞生摇旗呐喊，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成员的作品多以反映现实人生为题材，探索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故被人视为“人生派”或“写实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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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十多年，是“五四”后坚持时间较长的新文学社团，其会员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倾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激烈变化时，其会员的文学观点也发生了演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随之自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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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省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原名沈雁冰，又名德鸿。桐乡县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早已不再。茅盾之父中过秀才，有维新思想。茅盾从小受到开明教育。辛亥革命爆发，茅盾就读的嘉兴府中学仍无民主空气，死气沉沉，茅盾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而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他在该校读秦汉经典，学先秦骈文、建安七子诗歌和六朝人小札，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他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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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离开北京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1923年也入该馆的叶绍钧同室同组工作。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鲜明地提倡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为人生进步的主张。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和郑振铎担任了创办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经茅盾的革新，开始大量发表富有反封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并译介了国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受到赞赏的同时，也受到守旧派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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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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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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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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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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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离开《小说月报》，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并未因王云五的到来而改变办刊宗旨，恰恰相反，茅盾退出，郑振铎大力改革，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小说月报》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而且也是当时主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至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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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更重要的工作，是积极投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达介绍加入小组。他在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对其有了认识。1921年4月，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前途。接着又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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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为党做工作，可惜在较长的时间里，除不多的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外，并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与一般的职业政治家无异。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茅盾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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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治活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外，茅盾还先后在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都曾是茅盾的学生。后来，茅盾接编《民国日报》副刊，零散地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支持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创作。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浅显地介绍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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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夏天，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任江浙委员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茅盾，在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告诉他：“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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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来上海，听说党员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提出要退党，便找茅盾让他去做他们三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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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了，陈望道却坚持退党，他说：“我与你相识多年，你应当了解我的为人，鉴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我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更好，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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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沈玄庐，沈也大发牢骚，不满陈独秀的独断独行，但表示考虑党组织的挽留，但到了第二年春，还是退党了。茅盾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鼓励他说：“能争取一位同志也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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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时，大会决定让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延年对茅盾说，你和恽代英同志留在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受毛泽东同志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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