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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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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1922），4月1日，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面临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四库全书》乾隆时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于石榴花绽放的5月17日，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又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传播，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清宫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躲在深深的紫禁城里，逊帝溥仪大概从报上读到了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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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他的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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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文友会”主要由中、美、英、法、荷和苏俄等国籍人士组成，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庄士敦是该会前会长，胡适后来继任会长，彼此还比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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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拜会庄士敦，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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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电话。他是翻电话簿，找到胡适电话，才有邀请入宫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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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有教无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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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上，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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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在北大）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九月六日，胡适发表《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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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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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更令人不解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对此飞短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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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他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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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此次晤面溥仪的诗《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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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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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2日，胡适在这首诗的手稿上，加上了一段话：“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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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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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相关“这一件事”的日记、书信、短文中，读者可读出17岁寂寞的废帝溥仪赞成白话，喜欢新诗，谋求独立，不想靡费国家金钱出国留学，建议清理皇宫财产等思想，这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感动。胡适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惜，同时滋生出一种充满人情味儿与解救心相渗的情感。后来甚至产生伸以援手帮助这个孤独少年冲出“百尺宫墙、千年礼教”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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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亲历的关于“这一件事”的相关文章，读者或许会对后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及“漫画化”的这件事会心一笑。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到了今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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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岁尾至今年2月12日，《晨报副刊》连载了署名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巴人者，鲁迅也。这是他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的第四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不过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这几篇小说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描写黑暗社会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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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连载，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先是纷纷猜想巴人是何许人氏。钱玄同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听到有人说这篇小说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理由是“巴”即巴蜀，蒲伯英就是四川人，而胡适曾使用过Q的笔名。小说分明提到“历史癖与考证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云云。接着，教职员包括学生在内，一见面都战战兢兢地问：阿Q是谁呀？彼此总觉得对方有阿Q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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