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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23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706099976]
1706103424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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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26 国民党的一大,在1924年1月20日上午召开。当略显憔悴却仍然神采飞扬的孙中山走上大会主席台时,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响起,不少代表包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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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28 会议共开十天,其中为列宁的逝世休会了三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鲍罗廷热烈拥抱,场面极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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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30 40岁的鲍罗廷带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在三个月前抵达广州。那时孙中山正陷入军事和经济双重危机,鲍罗廷带来的二百万卢布援助让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兼顾筹备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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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32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信任和任命,引起了党内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极右派的反对。其中广东省党部有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在去年底就联名秘密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共产党人派遣入国民党内,用不了五年,陈独秀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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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34 孙中山愤慨地在告密信上批示道:“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廷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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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36 针对党内的保守派,孙中山给予了严厉的回击。他叫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当面训斥道,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并在一大召开前,将国民党元老张继开除出党,令全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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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38 在国民党第一届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十七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的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沈定一等共占十位,其中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长。谭平山还和廖仲恺、戴季陶成为三个常务委员,责任党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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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40 孙中山也没忘记在海外客居的蔡元培,由他亲自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交大会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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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42 以孙中山的谋略和智慧,他应该知道,苏俄派鲍罗廷到中国来支持他,其背后是有所图的,苏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一个便是想扶植蒙古政权成为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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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44 在南方大地升腾起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北方依然是军阀的王道乐土。被“五四”涤荡过的旧文化,全方位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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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46 1月,英专全体教职员宣言中,给学生加上“纲常绝灭,礼义沦亡”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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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48 2月,东大教授柳翼谋,发表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讲演,鼓吹“三纲五常”,梁启超写文章为之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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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50 3月,王士珍等二十八人,致函参议院,请当局“明令通国尊经,变通学制,除去师范大中小学校读经讲经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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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52 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主义”“成仁主义”,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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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54 4月,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跳出来,攻击杨贤江“语无伦次,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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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56 对社会上的“沉渣泛起”,陈独秀即奋起反击。1924年2月1日,他在《前锋》上写了著名的文章《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在驳斥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再次指出,梁启超等人“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并尖锐地批判梁启超等守旧派的言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是“要拉国人向幽谷走,其祸害远过吴佩孚、曹锟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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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58 面对国中保守思想界、文化界的“老少人妖”的复旧势态,胡适毫不含糊地采取鲜明的态度,予以还击。翌年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学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后又到武昌大学讲演《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怎么样思想》(载《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反击复旧派。而胡适在后来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实际上是一篇向思想界旧势力挑战的公开的总答复,在此深刻阐述了进步的思想界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和应该采取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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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60 胡适另一篇“未刊手稿”《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与陈独秀类似的与中国传统旧文化旧思想背反的八条。说明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为墓底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极端不适应。批评中国旧文化,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服从自然,听天由命”“以不争不辩为最高”“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处知足,随遇苟安”“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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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62 周作人从去年与鲁迅失和始,沉湎于怀旧情思之中。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与艺术时,终于在中国“几千年的旧文明”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写作也从凌厉的杂文转向清冷简洁的散文,《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小品文,以叙事、抒情为主,形成了周作人独特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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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64 但是,作为“五四”的老战士,周作人在领略闲情逸致时,并未放弃其社会责任。1924年2月24日,周作人以荆生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复旧倾向之加甚》一文,提醒人们,警惕复旧倾向正在社会各方面蔓延。接着一连在《晨报副刊》发表《予欲无言》《诗人的文化观》《学校的纲常》《国学院之不通》《论荒谬思想并不加多》等犀利的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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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66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予欲无言》一文中,大声责问:“孔教的气势日盛亦盛了,反对的方面怎样?《新青年》的老英雄哪里去啦?非宗教同盟的英雄哪里去啦……我在寒假里,写了十二篇的杂感,‘臣力尽矣’!而奇怪事层出不穷,真令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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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68 文字间,有一种英雄独挡逆流的自豪,又有对过去战友临阵脱逃的责问,周作人的英雄主义,有他个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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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3470 鲁迅没有直接投入这场反复旧的斗争中。他写的小说《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控诉;他创作的小说《在酒楼上》呈现的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彷徨、颠簸及颓废的生存状态。而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有些曲折隐晦之处,较多地流露出空虚和寂寞的情绪。鲁迅将之比喻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准确地说,这正是鲁迅处于反抗绝望的心灵炼狱里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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