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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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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提及的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后，其对欧洲大战后的评述，让国内的文化保守派学者，更加对西洋近代科学文明产生怀疑和厌倦。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集体吹捧东方文明之风，迷惑了不少人。再加上国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加入了崇拜东方文明的鼓噪合唱，鼓吹东方文明即中国的旧文化才是正宗。特别是印度作家、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到处演说，吹捧“东洋文明，最为健全”，公然批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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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24年4月10日《申报》发表的“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记载，泰戈尔甫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西亚固有文化之复活。”又说“太西方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云云，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欧战而破产，其论调与梁启超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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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期间，正逢梁启超64岁生日，北京共同学社特意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主持者胡适。祝寿中还安排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由寿星梁启超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震旦”。梁启超称泰戈尔的名字“罗宾德罗纳特”，即有“太阳”“雷”之间，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用中文译为“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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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说，中国称古印度为“天竺”，古印度称中国曰“震旦”。“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全场为梁启超的博学而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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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听了中国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梁启超的精彩解释，高兴地接受了“震旦”这个中国名字，且收下祝寿会赠予的刻有“竺震旦”的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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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感受到中国文人待客的热情和优雅，当然，不久他更领略到中国进步文人对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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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于4月12日来华演讲的。早就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浮泛说教的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前，与一群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梵刹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了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徐志摩听到了诗哲的召唤，诗情涌动，当晚写成了一首磅礴的赞美诗，作为泰戈尔访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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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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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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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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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路讲演并担任口译，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就在郭沫若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月华下重回到纯真童年时，泰戈尔一行到达了上海。年轻的茅盾却在这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泰戈尔崇拜者，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迷惑。茅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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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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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茅盾，“老英雄”陈独秀对泰戈尔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文章题目“泰戈尔是什么东西”就态度鲜明，言辞尖利，锋芒毕露，直截了当批判起泰戈尔来。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并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森林丛中的大象。接着，正在全力发动工农运动的陈独秀又在1924年4月1日《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上，发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奉劝他“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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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似从梦中惊醒，也写文章抨击泰戈尔了。他讽刺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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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学生们，授受了这些思想后，当泰戈尔和徐志摩再到一个地方，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崇拜、鲜花和欢呼声，而是发传单四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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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想见，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最后扫视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时，心里一定为未能拯救这里的麻木灵魂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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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感到了悲哀。肮脏的政治与这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封英国爵士的诗人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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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写了一首长诗，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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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礡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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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诗发表后，震惊了中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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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之家，早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开始接触“新学”，后又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又于1920年由美转英国，翌年入剑桥大学学经济专业，开始写诗。1922年秋归国，从事译著活动，创作诗歌、散文，偶尔也写小说，其作品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等报刊。又在新月、中华、大东等书店做过编辑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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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诗歌真正被人重视，始自1924年5月写的《沙扬娜拉》，此诗以甜美忧愁的笔调咏唱爱情，与1928年11月创作的《再别康桥》相映生辉。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自费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的是他1922年至1924年创作的诗歌。带着在国外曾被五四运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又怀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徐志摩，他的诗情是积极的，是与时代共脉搏的。《志摩的诗》不只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爱情的咏叹，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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