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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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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晨报》迎来创报七周年前夕，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部分房屋被焚毁，库存纸张也化为灰烬。几经侦查，皆无头绪，“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之大名鼎鼎的《晨报》被焚案，竟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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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情况或许与此案相关。11月19日《晨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北洋军阀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一百五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津贴分四等，据说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津贴最少每月二百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每月也可得二百元。在民国初，民间报刊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接受津贴可以理解，但林白水、邵飘萍、成舍我办的这些独立的有影响的且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也去领津贴，真乃民国言论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应具独立批判责任的报人的莫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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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内幕”至今无法被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这“内幕”后面一定还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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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被焚另一说，是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氏执政府说话的《晨报》，放火烧了报馆，是同行恨其泄露领津贴丑闻而施以报复，还是民众因其替政府说话出于义愤，似都可成为放火焚报馆的理由。但政府弹压新闻自由烧《晨报》，杀一儆百，其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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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焚烧《晨报》的背景复杂，故从一开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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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胡适当时都在上海，得知此消息，就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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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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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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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胡适给老朋友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和沉重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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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不容忍空气充满了中国。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文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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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出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舆论上，已经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其实，1924年8月胡适对陈独秀关于义和团经济的浑浊思想进行过批评。六年前陈独秀著文《克林德碑》痛骂义和团，六年后又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一变过去痛骂而为热情歌颂。胡适对此在《晨报》不点名批判陈独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浊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了……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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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有时思想浑浊，批评无妨，但胡适对义和团这类农民运动的深恶痛绝，可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有严重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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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常有许多难解之谜，比如就在胡适和陈独秀的思想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宣言发生众所周知的论争时，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毛泽东倒是在1923年4月，曾在《新时代》发表《外力革命与军阀》一文评价过胡适。在文中毛泽东把当时的政治派别分为三种：一、革命的民主派；二、非革命的民主派；三、反动派。他把胡适归为不主张革命暴力手段达到建设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非革命的民主派”。认为胡适是对中国政治舆论极有影响的那类人。并不像陈独秀所说，胡适是“难以挽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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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人性充满悖论，政治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贯不依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坚持自由独立的言论的胡适，却与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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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比如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周刊发表重要政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舆论代表争论最热烈的“联省自治”明确表态说：“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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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则在《努力》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我见”进行批驳。胡适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武器。”不久，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专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目标提出质疑，自称“很诚挚的奉劝”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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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论，理所当然地受到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的激烈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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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适、陈独秀在政治上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对立，甚至陈独秀对胡适曾做了这样的评价：“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察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同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里。”但是，他们的友谊似并未动摇。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复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要求胡适，“《努力》出版，望每期赐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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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写信给胡适，要他给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特号写文章。陈独秀在信中还说：“我以为此段事（泰戈尔访华）颇与青年的思想有关。”这表明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同盟军或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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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底，胡适与陈独秀，因《晨报》被烧一案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致使胡适从此不再给陈独秀写信，甚至已形同陌路般很少往来，但是在几年后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立即设法营救。30日在北大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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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13日，胡适赶到南京看望狱中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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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日，胡适赶到北京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殁，合葬时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又于2月10日，再千里迢迢赴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想在狱中写自传，正在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老朋友“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得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极为赞同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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