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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170611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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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四海寻珍（1954-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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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先生学术生命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先生讲学不限于日本、新加坡、印尼，更远及印度、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所到之处搜寻我国流失海外文物，从一纸一页，一甲（甲骨文）一石（金石）中开拓了汉学研究的新天地。这一时期，先生推出《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籍考》等17部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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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先生第一次赴日，利用暑假从事日本甲骨文的调查工作，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探究该所所藏的两三千片甲骨，日本当时还很穷，没有日本人正式研究甲骨，除了京都之外，先生研究了其他一些机构送来的甲骨，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在《东方文化》发表。先生拜访天皇老师诸辙次老先生，结交了贝眆茂树、水野清一，并与日本汉学家、东方学者建立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先生的观点是“学术是靠交流，互相启发才能进步。”先生研究目录学，并教授《文选》，他与吉川幸次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其帮助下，先生得以观看西村硕园所藏的《楚辞》分目，硕园珍藏非常丰富，但其整理分类并不擅长。后来先生在内阁文库里将文库所藏的不同版本的《楚辞》一一拍录下来，编撰了《楚辞书录》，作为“选堂丛书”之一，956年在香港发表了，当时姜亮夫先生的书还没有出版，所以这是第一本关于《楚辞》的目录书。先生做研究，目录学和楚辞学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开端正是由目录学开展的，目录学成为他做学问的探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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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书录》全书分为书录、别录和外编三部分。书录中收录了古代研究屈原及《楚辞》的论著书目共196种，近人研究31种，对每种书的不同版本，都作了说明或按语；别录部分，收录了近人重要研究论文编目110种；外编部分收录了《楚辞·拾补》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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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应三上次郎的邀请，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授甲骨文。在京都发表了《战国楚简初释》，这是学术界第一篇研究长沙仰天湖楚简的论文，先生是学术界提出“楚文化”一词的第一人，并把《楚辞》和《离骚》连起来讲，撰《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这与先生在德国宣讲论文《楚辞与考古学》是同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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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再赴日本，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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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先生还撰写了以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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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之石器》，发表于香港大学学生会《会刊》，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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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与佛教》，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又见《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以《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以《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后发表于台北育民出版社《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又收作《文心与阿毗昙心》附录，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以《〈文心雕龙〉与佛教》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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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儒——从文字训诂学上论儒的意义》，发表于《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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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发表于香港《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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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乙编〉（下辑）书评》，发表于《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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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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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发表于《大陆杂志》第八卷第三期，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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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历之新资料》，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九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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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起源》，发表于《金匮论古综合刊》，后收录至《画·国画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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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瓷说略》，由日本人长谷部乐尔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杂志上，使潮州宋瓷的重要性为人所知，先生也成为了介绍研究潮瓷的第一人，此文后收录入《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潮州宋瓷小记》收录入《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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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石鼓文》，发表于香港《学海书楼讲学录》，又见《香港学海书楼前期讲学录汇辑1946-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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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衡二年索紞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兼论河上公本源流）》，发表于香港《东方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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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节义传》，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以《西汉反抗王氏者列传》收录入《选堂集林·史林》（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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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术数耳鸣目解》，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十三卷第十二期，后收录入《选堂集林·史林》（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简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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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平议（上下）》发表于《人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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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吴建衡二年索紞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这篇论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先生网罗古卷子河上公本《德经下卷》（列伯希和目2375）、《老子德经注残卷》（列伯2639）、唐天宝钞本、唐景龙易县碑、宋刻本、日本旧钞等等十六种版本进行校笺，以此证明索紞写本是有别于系师本和葛玄本的另一种河上公本，具有非常好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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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敦煌学》研究是受日本之行所见所闻的影响而开始的，日本人最先着手于敦煌文献经部的研究，敦煌文献中的《琵琶谱》、或是《文选》的研究，诸如此类。先生赞叹日本人保护文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颇受他们治学精神所感动，他下定决心要将敦煌文献，以及《楚辞》、《文选》等书的文化在中国发扬光大。先生不满足于高等学府的馆藏资料，他频繁走访私人博物馆，结交日本汉学家，收集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敦煌遗书，他“一言而为天下诀”，成为东瀛学者中敦煌学发展的旗帜与方向标。在日本先生是讲敦煌本《文选》、日本钞本《文选》五臣注之第一人。先生的日本之行多有感悟，与日本神田喜一郎、水源琴窗、水原渭江父子谈词，与吉川幸次郎聊诗歌，与斯波六郎探讨《文选》，到京都大原山听梵呗，再者听多纪颖信演奏日本雅乐等等。先生有感而发，创作出不少优秀诗篇，如《冰炭集》中的《京都僧俗秋祭焚山祈褫灾，与清水茂大地原两教授登高同观》、《燃林房与水原琴窗论词》、《过牛田访故友斯波六郎旧居》、《大阪赠林谦三》、《寄平冈武夫》诸如此类，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