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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下编 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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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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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正是2005年1月17日的早晨，面前放着我的第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后记”里写着“1986年4月27日晚12时”完稿，那么，我的写作生涯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再过一个多月，我的人生道路也要迈过六十六岁的门槛：似乎到了作一番初步的清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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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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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术、精神自传”，因为我的精神发展是与我的学术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背后是有我对学术研究的一种理解的，夸大点说，就是我的学术观吧。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与创作尽管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后者强调、前者却拒绝虚构，等等，但又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都是一种创造主体的生命运动。于是就有了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的选择：“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地升华”。[1]我喜欢在学术著作的后面，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的“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因为我每写完一本书，常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2]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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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出版的我的三十部著作，就是一部我这二十年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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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投入了我的生命，更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与本体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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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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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自我反观性。在这二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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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相应的写作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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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一 历史的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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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灵的探寻》扉页，写着：“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还有这样一段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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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着鲜明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这也是《心灵的探寻》一书的核心概念。这是我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的一个发现[3]，也是对研究主体的自我的一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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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与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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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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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灵的探寻》的“再版后记”里，我这样写到这本书：“这是我的《狂人日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怀疑的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的先验的前提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自我灵魂的煎熬与升华之路。”[4]对这一段话，还有过这样一个说明：“这里说的不只是我自己，或许也包括……我的许多同代人……而且这样地与鲁迅相类比，也并非想攀附前贤，不过是强调这一代人从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五四’那一代挣脱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缚是同样‘艰难’与伟大的。这时间上至少间隔了两三代的两代人也因此而结下了精神上的不解之‘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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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很能说明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在“文革”结束以后，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既有一种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以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却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这是一个最震撼心灵的发现。《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这样谈到了自己，以及这一代人的精神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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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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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奴隶向奴才的转化，是真正可怕的。对于我来说，这或许还另有一种残酷性：当我终于发现并承认自己已经被奴化与驯化，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承认与正视自己对鲁迅传统的背离：“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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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重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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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作人，则更是引发了内心的激烈冲突：“是周作人唤起了似乎已经忘却、否定、埋藏了的本来的‘自我’”——这个“自我”由于家庭的背景，由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8]，本能地趋向个性独立与解放，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但经过以后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又获得了以追求社会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强调思想统一，意识形态化与崇尚斗争哲学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从外表的衣着、谈吐，到内在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感情、文化心理、审美意趣……都发生了‘异化’，形成了新的‘本能’。”这样的未经改造的旧我与改造了的新我，个人自由、民主观念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相互诘难、打架，造成了价值判断上的摇摆，而当时在心理上的感觉，则是仿佛“陷入重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尴尬极了，也难受极了”。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文章。[9]文章发表了，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诘难。极“左”派以维护革命正统为己任，认为我离经叛道，而且因为是内部造反，就如当年鲁迅所分析的，“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10]而新派则以为我的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仍不能摆脱革命意识形态传统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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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憾的价值，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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