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8816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83]

1706118817 我的精神自传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1706118818

1706118819 在前述讨论中已经涉及思想与实践、行动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做更进一步的展开。这可以说是缠绕我近二十年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1706118820

1706118821 质疑“实践至上”，“还思想于思想者”

1706118822

1706118823 在前文曾经谈到初读研究生时，所面临的“做学者，还是当战士”的困惑，这背后显然有一个“实践、行动至上”的理念。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对知识分子最尖锐的批评就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我就因为常陷于冥想却缺乏行动能力，而在小组会上不断受到这样的指责，弄得不知所措。后来我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才知道西方思想、文学界在哈姆雷特身上发现了一个“犹豫不决的思想者”，“由于缺乏行动造成思想与行动的分离”，因而引发了对所谓知识分子弱点的自省，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时代哲学主题：“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192]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点也是“不仅要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改造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海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初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从理论转到行动”的强有力的实践品格。[193]而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指归在动作”的实践性。因此，我在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里，首先强调的也是这样的实践传统。但在《心灵的探寻》里，我同时注意到了“主要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知识分子（含文艺家）”与“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劳动方式、生存方式，进而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这是形成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含文艺家）‘歧路’的一个重要原因”。[194]这里，就已经暗含着思想者与实践者不同的思维方式、思想逻辑的问题：这正是我后来要进一步展开的思想命题。

1706118824

1706118825 在前文谈到的80年代末以后，我在探讨“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问题时，注意到了海涅等对“思想与行动的后果”的关系的思考，开始面对彼岸理想此岸化所造成的灾难，面对“思想的实现即思想与思想者的毁灭”的事实，于是对“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与“思想必须转换为现实”这一类前提性的命题产生了怀疑。[195]一位年轻的朋友在和我讨论这些问题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提出“不妨从功能品性上把‘思想’分为‘实践理性’与‘精神理性’这两种。前者以‘实践’为目的，不仅注重现实对‘思想’的需求，而且更注重各种现实因素对‘思想’的制约，侧重以此来达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因此，这种思想以历史的具体性，实践的策略性与操作性为其特征。而后者则以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为目的，侧重于相同的利益与统一的价值，试图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因此，这种思想是以理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为其特征”。在这位朋友看来，不仅可以将思想文化史上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划分为这两种类型，而且“就是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构成之中，这两种品性的思想也可能同时并存，并此起彼伏，相互消长”。[196]

1706118826

1706118827 这样的讨论自然是能够引发思考的。我因此提出了“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这一命题虽是从周作人的选择中概括出来的，[197]但我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即是延续我在《心灵的探寻》中的思考，强调“‘思想家（知识分子）’与‘实践家（政治家、企业家……）’之间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问题。前者提出新的思维、理想；后者在实践（现实化）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思想家与实践家两者的思维逻辑、方式、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思想家要有想象力，要求思想的超前性，实践家则更要有现实感，注重实现的可能性；理论要求彻底，实践则不能没有妥协……”[198]

1706118828

1706118829 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这样的命题，首先是对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我自己“能够做什么”的一个反思。在前文提到的在韩国所写的《自说自话：我的选择》里，我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学者）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的职责与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我同时又强调：“人文学者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这样，就把我所认同的人文学者，或曰批判知识分子，与以充当“国师”、“谋士”、“幕僚”、“智囊”为己任的传统的与现实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这样的人文学者，批判知识分子就无须因为现实中的利弊考虑，而仅在所谓“大坏、小坏”中作出选择，而可以将自己的价值理想贯彻到底，坚持批判的彻底性与全面性；同时也摆脱了与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和依附关系，保持了思想与言说的相对独立与自由，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愿望，不看别人的眼色，自说自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我自己也由此找到了一个“个人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一，站在边缘位置，就可以“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其二，“是本性不改，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三，“这种关心与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199]

1706118830

1706118831 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也是为了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有限性，也即我“不能做什么”：“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200]我在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反复提醒，也是自我警戒：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思想家不顾条件与可能，把自己的在理论形态上具有极大合理性的思想直接变为现实，就会酿成天下大乱”。因此，“我们在要求思想的无羁无忌地自由驰骋的同时，也要承担一种责任：在将自己的自由思想（理想）变为社会实践时，必须慎而又慎，要充分考虑现实实现的可能与条件，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的作用。也就是说，‘思想要自由、激进，而行动则要稳健’”，或者说“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我对学生说：“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是总结了本世纪无数的经验教训（其中还包括了血的教训）以后，才得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201]——我这番话，引来了学生的热烈鼓掌，但愿北大学生是理解我的。

1706118832

1706118833 以“思想者”的立场，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

1706118834

1706118835 到了1999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以后的思考、写作方向，并进而影响了我的生活与命运的事情，即是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介入。这样的介入开始是被动的，不过是接受了一次采访（《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访谈录》），应约写了一篇评论高考试卷的文章（《往哪里去？！》），参加了一次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却不料引起强烈反响，从此欲罢不能。而最初介入，所坚持的是思想者的立场。其实是延续了我前两年由对北大教育的反思而引发的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因此，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谈的是“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这样的宏观的问题，提出要进行前提性的教育原点的追问：“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中学是干什么的？小学是干什么的？”强调“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就没法讲清楚”。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我的教育理念与理想，提倡“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强调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的一生的健全发展打好两个底子——精神的底子与终生学习的底子。[202]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我的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在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立人”的概念就是直接取自于鲁迅的思想。

1706118836

1706118837 我就是从这样的价值理想与理念出发，对现行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与理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指出，“1949年以来，许多失误可能可以弥补，但有两个大的失误却是很难弥补的。一个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203]我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就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从根本上还没有摆脱传统教育的影子”[204]，“我们现在是培养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说假话”，而“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说别人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讲歪理就是奴才”。[205]而我批判或反思的重点却是“为适应国家工业化要求与赶超战略目标的现代教育”，也即有的学者所说的“国家主义教育”。这也是前文提到的我对“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的一个延续与重要方面：“为实现赶超，所谓多快好省地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于是就建立起了国家包揽、控制一切的高度集权、统一的计划化的刚性教育体制，不但完全取消了教育的社会职能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取消了所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自主权。而工业化所要求的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专门人才，强调知识的专一化与标准化。现代化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强调理性，压抑非理性；强调知识的积累，压抑知识的创新；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压抑心灵、智慧、能力的开发；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的、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性的、创造性的教育。而这背后更是隐藏着一种目标预设，所要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局限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情感力与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但同时我对这样的批判也产生了一个警惕，即是否会因此而遮蔽了现代性逻辑的某种合理性，并因此而产生另一方面的后果？于是，我的言说也就显得复杂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知识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但它同时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的陷阱与危险。与今天我们整个民族是在追求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的矛盾张力中寻求发展一样，在教育上，也同样要在承认现代性逻辑的某些合理性，注重知识的积累，科学理性精神的发扬，逻辑思维能力与语言的准确性、简明性的培育与训练，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警惕、防止教育与人的工具化，注重对人的知识创新能力，思维的批判性、发散性的培养，人文精神的熏陶，想象力、创造力的开发这二者矛盾的张力中寻求发展。”[206]

1706118838

1706118839 可悲的是，我这样的模糊化、复杂化的立场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姑且这么说），都把我的思想简单化与片面化了。我成了争论一方的代言人，另一方的假想敌，其实都是违背我的意愿，强加于我的。而反应的强烈程度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反对者大有非将我逐出他们所霸占的教育领地不可之势。但权力的介入并不能阻止我将自己的关注视野由学术扩展到中小学教育，不仅因为在外在压力下，坚守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反抗的意义，更是因为这样的参与是我内心的欲求。这就是我在《以“立人”为中心》一文一开始就明确说明的：“在自己历经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不敢看透的一点。”[207]这背后有三层意思。其一是出于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很多，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中国的人心、中国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众多危机中，人的精神危机是更为根本的。而要解决人的危机，固然需要以制度的改革为基础，但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却是一个基本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人的改造与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就表明，我之所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希望进行新的思想启蒙。这其实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在北大所推动的民间纪念，在大学生中进行思想启蒙，是同一个思路：现在把它深入到中小学生里了。而这样一个认识，是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思路的，他们那一代人，从蔡元培、胡适到朱自清[208]、叶圣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并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因此写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长文，实际是要表明，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关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既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也是履行自己的一种职责。其三，这样的具体介入，也与我越来越感到批判的无力，有一种生命的空泛的危机感有关：我越来越希望能够做一些更为“实在”的工作。

1706118840

1706118841 由思想者转向实践者：角色的转换

1706118842

1706118843 这样，我也就必然要实行某种角色的转换：由一个思想者转向实践者。这样的转换，也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改革不能只停留于批判，更需要建设：我们曾经有过只破不立的惨重教训。而且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深知教育改革的最终落实要依靠处于第一线的老师，尽管他们也渴望新的理念、新的信息，但更关注的可能是具体的操作，希望能给予更具体的帮助。这样，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就必须担当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不同角色，按照不同的逻辑行事：“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作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舆论的压力，以促成改革，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实践者面临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行’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与实践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的批判所形成的巨大的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下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于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与实验，也会因理想与实践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9]

1706118844

1706118845 我选择的实践工作有二，一是主编一套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二是参加清华大学云舟网络教育实验室主持的网络评价试验：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除了要根本改变观念以外，在操作层面上，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一是教材与课外读物的改革，一是评价观念、方法与制度的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当然主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但民间参与也是必要的；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又在于能否建立在科学研究与实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将自己的参与方式明确地规定为两条：一是坚持“民间性”，后来我主编的《新语文读本》纯系民间行为。另一方面，民间立场也使我获得了一种不受意识形态限制与干预（这样的限制与干预是体制内的教材编写不可避免的）的相对独立与自由，是更适合于我的一种介入方式。也就是说，我想推动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作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补充与制约因素。二是坚持“科学实验性”，即将课外读物的编写与网络评价的试验都当作学术工作来做，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应该采取的介入方式，后来我也确实写了一批总结性的文章，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包括阅读教育、写作教育，课外读物的编写，都作了一些理论的探讨，并结集为《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这样，我的学术领域就从现代文学研究扩展到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探讨，尽管所取得的成果有限，但总算是一个新的开拓吧。

1706118846

1706118847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教育领域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我给自己的行为方式也规定了两条。首先是高扬理想主义。《新语文读本》的编写一开始就明确：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聚合，我们的目标是“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因此，我们提倡“阅读经典，走近大师”，并且强调“教育必须注意学生的可接受性，但教育也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为学生设置一定的难度，使学生在克服困难中成长，而一旦战胜困难，就会使每一个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与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当然应该照顾大多数，但对有着更大学习潜力的学生却也不可忽视。这应该是因材施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语文读本》所要树立的或许是一个较高的标尺，它既能满足一些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的欲求，对中等程度的学生也自会有吸引力，这样一种‘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在中学教育（也包括语文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210]

1706118848

1706118849 我的另一个梦，则是为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孩子编一套书，“里面集中了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这些孩子即使没有机会和条件读其他的书，只要有这一套书在手，通过反复阅读而步入文明的殿堂，并终生受益”。坦白地说，促使我编《新语文读本》的最强大的动因就是这样一个梦：在我看来，城市里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类课外阅读的选本，用不着我去锦上添花，而真正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农村的孩子也许是需要我去雪中送炭的。但这样一个想法与前一个高标尺的理想又确实存在某些矛盾，这就使得《新语文读本》总体上偏深，再加上篇幅过大，价格也就自然偏高，这都使得《新语文读本》事实上难以深入农村。后来我又编选了《新语文读本》农村版，算是一个弥补，但效果也不甚理想。对此我是“耿耿于怀”的，因为它涉及我的基本教育理念：在我一开始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将“公平的观念”作为我的两个基本的教育观念之一（另一是“参与的观念”）。我对教育的介入，没有选择高等教育为重点（尽管我也写了不少以北大为中心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也参与了大学文学选本的编写工作），而以义务的、基础的教育为中心，就是因为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教育权的享有，属于基本的人权，关系着成才与经济发展的竞争中起点的平等。[211]而要实现教育的平等，关键又在农村的教育：这自然也是前述我的“真的知识阶级也即批判知识分子”的选择在教育观念上的一个自然延伸。

1706118850

1706118851 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我又强调了在实际操作中的现实主义。一是强调从一件一件的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事做起，做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因此，我决不做空头主编，而实实在在地参加每一项具体的编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另一是低调行事。首先是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划定一条线，认清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的，在有什么价值的同时又存在着怎样的限度。因此，我对《新语文读本》的定位是：这是一本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它的对象是有了语文学习的基本能力以后希望继续提高的学生，而不是全体学生；它是文学、文化读本与精神读本，偏于文学语言与人文精神的熏陶，而不以语文知识的传授与语文能力的训练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既是《新语文读本》的特色、特殊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它的一个限度。于是，在《〈新语文读本〉编者的话》中就有了这样的宣言：“我们所提出的语文教育学的理念与原则、设想，在拥有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缺憾，因而是可以并且欢迎讨论的，我们自己也将在他人的批评、质疑和自我反思与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对之进行修正与逐渐完善。我们也只是期待《新语文读本》能够成为众多的课外读物中有自己特色的一种。这里，始终贯穿着一种自我质疑的精神，或许这正是这套《新语文读本》的最大特色。”[212]

1706118852

1706118853 但可悲的是，《新语文读本》推向社会以后，它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所不能操纵的。开始，它受到极大的挤压，但当它在市场中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以后，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此，我当然感到欣慰：这样的民间对体制的影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更感到忧虑，因为超出《新语文读本》自身限度的影响，就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比如说，如果将其视为教材的样本，再加上并不关心，也不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基本精神，完全出于功利与商业目的去模仿、搬用，那就会走向反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新语文读本》的另一种形式的伤害。我们对此也同样几乎完全无能为力。所幸，我自己从一开始对所做的这些事就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我一再说明的：我的一切努力、挣扎，尽管耗尽心血，其成效只是小数零点零零零几，但我确信是正数，这就够了。据说《新语文读本》最多已发行到二十多万册，但如果其中有几百人真正读进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706118854

1706118855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1706118856

1706118857 到了新世纪初，这逐渐成了我的生命存在方式，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坦白地说，这是包含了许多无奈，也具有某种反抗的意味。面对“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四大时尚，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线：一是底线，维护自己“不（不同意，不解释，不宣传，不做戏）”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二是只要有可能就发出自己的独立的真的声音，做社会狂热中的清醒者，做一个批判者；三是如果没有这个可能，仍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时仍要积极“做事”，做自己愿意做，力所能及，又是有条件做的，并于己既无害，还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作用很小，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一种坚守，即毕竟把自己的信念化作了日常生活伦理和具体的行为，即所谓“反身而诚”。这就是“做小事情”的意思。

1706118858

1706118859 所谓“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同时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活瞬间的踏实感。我曾说：“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朋友都感到的‘文章里的钱理群’的忧心忡忡与‘生活中的钱理群’的兴致勃勃之间的矛盾。”[213]——在日常生活中我确实是兴致勃勃的，我曾向年轻的朋友这样描述我的生命存在形态：“（我的）生命历程中，有高峰，也有过低谷，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理想与现实的目标，大至要不断攀登思想与学术的高峰，小至读一本（一批）书，或者写一篇（一组）文章，一本书，或者编一套书，甚至策划一次旅游……我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我追求生命投入的强度，因此，我有一句话，叫作‘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这种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状态，正是我所向往的。”当然，我也同时声明：“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所致，而且生命的支出太大，并不值得效法，只是适合于我而已。”[214]同时，我也在警惕陷入阿Q主义的陷阱。

1706118860

1706118861 存在着，努力着，彼此搀扶着

1706118862

1706118863 在反抗绝望中常能得到同道者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我的悲观主义中的乐观主义。我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一开始就提出，尽管目前有志于改革的老师在教师的总数中，比例还不算大，但中国人口多，教师队伍也相当庞大，因此有理想、有追求的老师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人“应该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进行心灵的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真同道在”。[215]《新语文读本》编委会就是这样的同道者的聚合，而且在《新语文读本》产生较大影响以后，朋友们又乘势开拓许多新的项目、新的领域，聚合了一批新的同道，这样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形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志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这或许是编写《新语文读本》的最大收获。而且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并不相识的同道，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做着各自的努力，而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的实现，正是仰赖于历史合力的作用。我因此而懂得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深意。[216]而尤其让我感动，并且给我以慰藉的是，当语文界的大人物、自命的所谓权威对我大加讨伐时，我收到了大量的来自基层的老师与同学的来信，其中充满了理解、信任，更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善意的批评与提醒，这是我真正应该倾听的声音。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和遍布全国的上百位没有见过面的大朋友与小朋友通信，主要是三部分人：研究生，大、中、小学学生；中小学教师；民间思想者。我用极大精力一一回复，这是一种双向的生命运动：在我给需要我的年轻人以帮助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丰厚的回报，对于我，这正是与中国底层社会和年青一代建立精神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1706118864

1706118865 在2000年10月28日《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这是从我作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生命历程中提炼出来的座右铭，夸大一点，说这是我的哲学与信念也可以。“正是对这样一种‘存在之美，奋进之美，人性、人情之美’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我内心深处的光明，并以此抵御一切外在与内在的黑暗。”[217]

[ 上一页 ]  [ :1.706118816e+09 ]  [ 下一页 ]